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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ldo;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摺内就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rdo;。

就这么瞒天过海的玩了一次文字游戏，，&ldo;湘军&rdo;的创意得到了圣谕批准，曾国藩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

&ldo;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rdo;，指的就是罗泽南、王錱的湘乡勇兵；在曾国藩的指导下，按照戚继光的成法，这一千多个人分为中、左、右三营，分别由罗泽南、王錱和邹寿璋统带，号称&ldo;湘勇&rdo;。这就是&ldo;湘军&rdo;的昉始。不过，&ldo;湘勇&rdo;的&ldo;湘&rdo;，和&ldo;湘军&rdo;的&ldo;湘&rdo;，还是有些微妙的区别，不可一概而论。前者的&ldo;湘&rdo;，实际是&ldo;湘乡&rdo;的意思，因为当时，就有江忠源的&ldo;楚勇&rdo;（新宁）、塔齐布的&ldo;宝勇&rdo;（宝庆）、林源恩的&ldo;平勇&rdo;（平江）等名目；后者的&ldo;湘&rdo;，才代表&ldo;湖南&rdo;。

一、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起隙

回过头再说王錱。

湘军初起时，曾和罗、王之间，表面上是依靠乡情、友谊，合作办事的关系。实际上，三人之间，曾国藩才是无名有实的真&ldo;老板&rdo;。这一千多人，最初以团练的名义纠集起来，到了长沙，却成为一支新军。新军没有名义上的&ldo;总统&rdo;，自然会造成管理紊乱。这支军队，作为地方最高长官的巡抚可以依法&ldo;饬派&rdo;，奉了钦命的前侍郎曾国藩可以酌需&ldo;札遣&rdo;

，罗、王自己也可以根据匪情缓急，自主行止，不受&ldo;遥制&rdo;。巡抚骆秉章关注的重点在于绿营，日常工作多是和本省提督协商，并未将主要精力用于管理湘军；所以这支军队的日常训练、饷需供应和调遣分派，实际操作都由曾、罗、王三人负责，三人之间倘若不能取得共识，就不可能协调一致，临事有济。由于具有多重身份，三人中必然以曾国藩为主，进行统筹：奉旨帮办团练事务，是&ldo;差事&rdo;；丁忧在籍，是乡绅；前侍郎的正二品官衔，则可以在和自巡抚以下的官场打交道时获得尊重。出省以后，曾国藩经常慨叹自己&ldo;不官不绅&rdo;的身份，导致办事不顺；建军之初，却正赖于这&ldo;不官不绅&rdo;的身份，免去了很多制度上的麻烦。法律规定，在籍官员不能干涉家乡公务，他奉了旨，却可以练兵、剿匪乃至查吏、办捐；办团经费，有官拨、捐输两种来源，谕旨规定&ldo;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rdo;，他身无实授官职，恰好可以&ldo;绅耆&rdo;的身份上省要钱，下乡劝捐；民团和官府、官兵之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他仗着前侍郎正二品的威望，可以出面调和。这种关系可以总结为：罗、王没有曾国藩的支持，建立不了新军；曾国藩没有罗、王的湘勇，却可以另行招募，建立新军。所以，他才是湘军真正的领袖。

但是，随着这种关系的建立，曾、王之间的冲突也与之俱来。这种冲突，在表面上表现为制度与战术之争。

咸丰三年夏，江忠源助守南昌，兵力不够，向湖南请援。罗泽南、江忠淑等人率湘乡一千人、新宁（江忠源故乡）二千人分两路赴援。江忠淑初经战阵，行军不备侦探，在瑞州猝遇埋伏，全军溃散。罗泽南所部虽然闯进城内，但是阵亡八十多人，其中包括其弟子谢邦翰等四人。这四个人是王錱的邻居、同学，也是最要好的朋友，王錱闻讯大怒，&ldo;誓率湘中子弟慷慨兴师&rdo;，&ldo;为诸人报仇雪耻&rdo;，恰好与曾国藩扩建湘军的思路不谋而合。但是，在谁统领这支部队的问题上，曾国藩却别有想法，他认为王錱虽然&ldo;忠勇冠群，驭众严明&rdo;，但是&ldo;局量狭隘，只堪裨将&rdo;。募集三到四千人的话，只能自统一营，其他各营需由他人管带。王錱当然不觉得自己只是统领数百人之才（湘军初期营制并没有硬性规定每营五百人，而是上下浮动百馀人左右，粗别为大营小营），为此愤愤不平。

王錱的军事才能，体现在实战和理论两个方面。实战，则以平定省内暴乱和防御太平军进攻湖南为主要成效。湖南衡、永、郴、桂四州，在太平军起事后，经常爆发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ldo;动辄帖粤匪之伪示，张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儿偷盗，成群，亦敢倡言谋乱，毫无忌惮&rdo;，王錱所到之处，次第平息。咸丰四年至七年间，太平军从江西、两广等地屡次来犯（其中包括石达开率领的精锐部队），王錱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撑住了湖南一省的门户。太平军中，甚至有&ldo;出队莫逢王老虎&rdo;的忌讳。理论方面，则在建军初期，已经著成《练勇刍言》一书，对于军队的营制、职司、号令、赏罚和练法，都有详细的规定。胡林翼曾在湖北重印此书，奉为鄂军的圭臬。左宗棠在王錱病亡后，接管了他的部将和士兵，营规制度也一并继承，赖此肃清闽浙，鼎定西北。可见，王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统帅，当曾国藩奉旨北上援鄂，肃清江面的时候，自然应当带上他，以为辅佐。可是，出征的名单里，并没有王錱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

要解释这个问题，不得不说说曾国藩被逼离开省城，移驻衡阳的事情。

一、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出长沙记

自从曾国藩三年元月到长沙，短短半年间，就把满城文武都得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