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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1页）

此摺以恳辞三省节制之命开头，却以建议广东进行高层任免结尾，不问而知：辞钦命是假，报私怨是真。郭嵩焘自能深切领会其中的凶险，而也在这时，他才恍然大悟：&ldo;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rdo;、奏调淮军回苏、&ldo;驱贼入粤&rdo;、提供候补人选，竟是一套驱逐自己的组合拳，争功云云，根本不是左宗棠的真实意图。咸丰末年，郭嵩焘不仅在皇帝召对时为左宗棠大力揄扬，其后更不惜为陷入冤案的左宗棠向潘祖荫行贿，虽说自己不是市恩望报的小人，但怎么也想不到会有恩将仇报的今日。回忆往事则触绪纷来，感念身世则百感交并，&ldo;自揣既熟&rdo;，却&ldo;不达于时轨&rdo;，二十年前曾国藩的赠言终于变成了谶语。除了辞职，还能有别的选择么？

当然，郭嵩焘决定辞职，除了来自福建的攻讦，同城督、抚不和这个传统痼疾也是重要原因。总督，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位置。胡思敬说：

&ldo;总督名实不称，载之国史，徒滋后世之疑。云贵总督驻云南，未尝问贵州事；两湖（伯牛案即湖广）总督驻武昌，未尝问湖南事；推之两广、闽浙、陕甘，莫不皆然。江苏幅员不及四川四分之一，总督驻江宁；巡抚驻苏州；提督驻清江浦，兼兵部侍郎，专典制淮南，同于督、抚。江督名节制三省，其实号令不出一城，遑问皖、赣&rdo;；

总督名义上管二至三省，实际上只管得了驻在省的事情，而驻在省又有个巡抚，本省大政也是他的分内事。然则，督、抚同城，为了争夺本省控制权，不得不有一番斗争。不论督、抚，其中一人或后台更硬，或才能更强，必能压制另一人；若势均力敌，则整日厮斗，任内俱都不得安宁。同治九年，张文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案情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就用督抚不和来解释，说幕后主使是江苏巡抚丁日昌。虽未敢确信，但也见出督、抚不和所引发的争端能够到达多么激烈的程度。就拿郭嵩焘所在的广东来说：嘉庆年间，总督那彦成与巡抚百龄明争暗斗，百龄遂因失察家丁，拟遣戌。孙玉庭继任巡抚，也继承了斗志，终以&ldo;滥赏盗魁&rdo;的罪名劾罢那彦成；后百龄再来，任总督，以怨报德，用&ldo;葸懦&rdo;的罪名劾罢孙玉庭。职位之间不解的世仇，自然也传染了瑞麟和郭嵩焘，他在《奏请开缺另简能员接任广东巡抚疏》中披露了督、抚不和的实况，略谓：

&ldo;李福泰粉饰军情；方耀闻贼至而先期避去，致令全军溃散；卓兴驻省两月，索饷二十万，由老隆调赴兴宁，径报率勇归家，已而复称各勇均经招回。瑞麟概不查问。长乐失守，惠州戒严，郭嵩焘欲驻扎惠州，瑞麟将会商之司、道面斥，且对众宣言：巡抚欲加整顿，卓兴、方耀将反&rdo;；

方耀、卓兴，名在瑞麟推举的&ldo;粤东三大将&rdo;中，而疲玩塞责如此；参以左宗棠&ldo;骄怯有馀，朴勇不足&rdo;的考语，应属可信。瑞麟&ldo;概不查问&rdo;，让尽心王事的郭巡抚在一边干着急。郭嵩焘作为守土之臣，有&ldo;城在臣在&rdo;的勇气，要求率军进驻惠州。瑞麟却加以指斥，并称要&ldo;整顿&rdo;巡抚，否则会激反武将。然则，郭嵩焘徒有谋国之忠，而缺乏胡林翼那种调和督、抚关系的权变之术；碰到事态激化，无力转圜，恼怒之下，遂只能托病求去。但是，中枢竟不批准他的辞呈，说：&ldo;览其所奏，语多负气，本日已明降谕旨，将郭嵩焘严行申饬&rdo;，并命左宗棠&ldo;就近将郭嵩焘所参各节确切访查，该督抚因何不协，究竟为公为私？据实复奏，请旨遵行&rdo;。

辞职要受&ldo;申饬&rdo;，藏拙要被&ldo;访查&rdo;，当官当成这样，真不如回家烤红薯来得自在。而奉命调查之人恰是&ldo;假公济私&rdo;的左宗棠，公牍私函之间，二人何以为情？

五、相期无负平生（上）纯刚与至柔

左宗棠和曾国藩对待天子赐予&ldo;极权&rdo;时的态度大相径庭。所谓&ldo;极权&rdo;，即在非常时期授予地区长官超乎本职事权的权限，一般表现形式为节制数省军务、吏事。咸丰十一年，谕令曾国藩节制赣、皖、苏、浙四省，曾国藩再辞不获。同治四年，又让他节制直、鲁、豫三省，他四次固辞，终于蒙混过去。第三、四次辞命时还有个小故事。他在第三封辞摺中说，倘不蒙批准，&ldo;更当累疏渎陈，虽上干严谴，所不敢辞&rdo;；随后，又耍了个消极怠工（即久不奏事）的小把戏，惹得&ldo;圣慈&rdo;哭笑不得，说：

&ldo;该大臣日久迄无奏报。于近来皖、豫军情及各路如何布置情形，均未陈奏；历次所奉谕旨，亦未答复。实属疲玩因循。若欲藉此获咎，冀卸节制三省仔肩，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谅该大臣公忠体国之心，何忍出此？&rdo;

慈禧眼明心细，一下就看出曾国藩&ldo;藉此获咎&rdo;、不想承担&ldo;朝廷&rdo;的&ldo;倚任&rdo;。五十老翁，作弄狡狯，行迹如薄情男子；谕旨措辞，则逼肖怨妇口吻。两厢对照，令人忍俊不禁。当然，这次辞任，曾国藩实有调度不灵的苦衷；随同&ldo;剿捻&rdo;者几乎都是淮军人马，更愿接受李鸿章的统率，而不听奉他的号令。不过，与咸丰末那次辞任一样，曾国藩对待权力的态度非常谨慎，秉承&ldo;临事而惧，好谋而成&rdo;的圣训，追求一种不居其名、能行其实的境界。咸丰七年，他向天子要求事权专一的&ldo;实任&rdo;，不果，回家反省年馀；再度出山后，汲取教训，一心讲求敬慎畏惧之学，终于修到不求名而名至、不希功而功成的善果。左宗棠则一反其道而行之，却也能立德、立功；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其中奥妙，不可不参详一番。而且，不将这个道理说分明，继续讲述左、郭情事，才疏笔拙如伯牛者，竟有不知从何著手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