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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学教育及其人文内涵

尽管儒家经典起源很早，但是形成经学和经学教育则要相对晚一些。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于太学置“五经博士”，此后两千多年，经学遂成为中国的主流学术，而经学教育也成为各级学校的基本内容。

经学教育作为古代学校的一种主导的教学内容，深刻地体现出儒家人文教育的特点。这里试图通过对儒家经学教育的分析，使我们对儒家人文教育的内容、内涵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一、经学的主要典籍

“经”是重要的典籍的通称。《释名·释典艺》解释说：“经，径也，常典也，如经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但由于儒学取得独尊的地位，“经”成为儒家典籍的特称。至于哪些儒家典籍才能称为“经”？历史上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其中有五经、六经、七经、十三经之说。这里只能简要介绍被尊为“经”的主要儒家典籍。

（一）《周易》

《周易》又称为《易经》，相传为周人所作，故名。《周易》由《经》和《传》两部分组成。《经》是古代的卜筮之书，其内容主要是64卦和384爻，以及说明这些卦象的卦辞和爻辞。传说最早是由伏羲画8卦，神农氏重叠为64卦，周文王再演变发展为384爻。现代学者大多推断《周易》中《经》的部分有久远的源头，但其成书是在殷周之际，体现出了当时人们试图推测自然、社会人事发展变化的规律和秘密。《传》则成书于春秋战国之时，是儒家学者对《经》的哲学化的理解和发挥。《易传》包括《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加上《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共十篇，又称《十翼》。

《周易》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首先，它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宇宙论哲学体系，正如《周易·系辞下》所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这一包括天道、人道、地道的思想体系支配和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达两千多年，并为古代人们提供了一套社会意义的价值系统和认识世界的思维模式。同时《周易》还包括了大量的历史知识和宗教知识。《周易》的卦辞、爻辞记录了周人有关政治、军事、生产及其他各种社会生活，含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宗教知识。总之，古代的“《易》教”包括了人文价值和人文知识方面的教育内容。

（二）《尚书》

《尚书》又称《书》、《书经》，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史迹著作的汇编。相传是由孔子编定，主要是收集虞、夏、商、周四代的部分诰言、誓辞和大事记等，保存了这段时期的许多重要史料。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是人们研究学习历史的必读典籍。更重要的是《尚书》的文献中记载了上古帝王的政治思想、伦理观念、哲学思想等，为后代儒者提供了一整套人文的价值观念和知识系统，故而它在经学中的地位一直很高。后代统治者或士大夫往往将《尚书》作为政治教材，从中学习治国、修身的指导思想、伦理观念以及各种政治、历史的知识。

因受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影响，西汉初年仅存《尚书》28篇，由儒生口叙并用汉初通行的文字书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于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馀从孔宅壁中发现的用先秦籀文书写的《古文尚书》，该书已佚。后东晋梅赜声称发现并献上《古文尚书》，经考证为伪作。但后来往往将《今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合编成通行本《尚书》。

（三）《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在先秦时被称为《诗》，后来也被列为儒家经典，故称《诗经》。相传《诗经》为春秋时期孔子编定，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主要是从周初至春秋中期作品。《风》主要采自民间，《雅》为西周统治者用于宴乐、歌颂帝王功绩的作品，《颂》主要用于敬神祀祖、并兼有赞美帝王业绩的内容。

《诗经》所以被列为儒家经典，列为学校基本教学内容，源于孔子对它的人文教育功能的认识。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论语·为政。）“《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所云的《诗》的教育功能是多方面的：首先，“诗教”的功能就包括人文价值的倡导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其次，“诗教”的功能也包括语言文字、民间习俗、社会历史方面的人文知识的传授。

（四）“三礼”

儒家重视礼教，而关于礼的典籍主要是《周礼》、《仪礼》和《礼记》，简称“三礼”。《周礼》又名《周官》，主要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并根据儒家政治思想改造而成。关于《周礼》一书的作者，历史上众说不一，或说是周公，或说是西汉刘歆。近人考证此书为战国时期成书，但是其内容应该是参考了西周的历史文献。《仪礼》简称《礼》，又称《礼经》或《士礼》，系春秋战国时期一部分礼制的汇编，共17篇。《史记·儒林列传》称：“《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礼记》为春秋战国时至西汉初儒家各种礼仪著作的选集，是一部既有理论、又有史实的综合性著作，也是“三礼”中思想内容最丰富的一部典籍。它编成于汉代，当时有两个版本：一为《大戴礼记》，戴圣编，原为85篇，其中部分散佚；二为《小戴礼记》，戴德编，共49篇。后因郑玄注《小戴礼记》，于是《礼记》成了《小戴礼记》的专名，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

“三礼”作为学校教学的内容，主要能提供与儒家价值理想相契合的一整套规范系统，包括中国古代礼仪制度、政治制度。它们是后代学习了解中国古代礼制、学制、封国、职官、田赋、乐律、刑法、名物、占卜等人文知识的重要典籍。同时“三礼”也是儒生传授有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美学思想、教育思想的重要教材。

（五）《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是现存的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按年代记载了春秋时期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由于《孟子》、《史记》均肯定“孔子作《春秋》”的说法，后来将经孔子修定的《春秋》谓之“经”，而将其他儒家学者对《春秋》的解释称为“传”。汉代为《春秋》作传者有“左氏”、“公羊”、“谷粱”三家。《春秋左传》属古文经学，详于叙述经文所记之事；《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属今文经学，详于解释经文中义例。

《春秋》及其“三传”所以成为儒家经典和学校教材，主要是由于《春秋》经孔子加了“笔削褒贬”，“垂空文以断礼义”。（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简体字本。中华书局，1999：2493。）这种“褒贬”、“礼义”充分体现了儒家人文价值的取向，后代儒生学习《春秋》，就是要从那种历史叙述中领悟这种价值取向。其次，《春秋》提供了春秋时期的历史知识，详细记载了当时各国征战、会盟、祭祀的社会政治史，它能提供治国理政的各种政治经验。《春秋》之教，亦是一种有关政治、历史等人文知识的教学内容。

（六）《论语》和《孟子》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行事的记录，由孔子的弟子记录、编纂而成。《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西汉时有《鲁论》、《齐论》和《古论》三种版本。现在通行的《论语》20篇系东汉郑玄参考上述三种版本综合而成。《孟子》一书系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11篇，现存7篇。相传另有《孟子外书》4篇，已佚。

《论语》、《孟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作，是记录儒家思想、儒家学派的主要典籍。它奠定了儒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美学思想、教育思想、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如在哲学思想方面，它提出了“天”、“命”及“尽心、知性、知天”等观念；在政治思想方面，它提出了“礼治”、“为政以德”、“仁政”等观念；在教育学方面，它倡导“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知之”及知行结合等主张；在伦理思想方面，它倡导“性善”、“仁者为人”的思想，均是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所以，这两本书是古代学校的基本教材，也是一切读书人接受儒家思想的启蒙课本。宋代大儒朱熹等为了突出《论语》、《孟子》的重要性，另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汇集起来为之作注，合称《四书章句集注》。此后，《四书集注》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最基本教材和科举考试的惟一标准，《四书》取得比之《五经》更为重要的地位。

二、经学的价值系统

儒家之《六经》成书于孔子之前，诚如章学诚所说：“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校雠通义，卷一。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下册。中华书局，1985：951。；但是，孔子则开始以《六经》作为培养人材、教化社会、传授学业的主要教材。据史书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史记简体字本。中华书局，1999：1560。）。此后，《六经》遂成为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教学实践中居有重要地位。

儒家经典所以受到历代学者、教育家的重视，其根本原因在于经典是载道之文，儒家所遵循、宣扬的一整套价值体系——道，均是通过儒家经典才得以明确并阐发出来的。荀子十分重视经学教育，他所提出的理由十分明确，即儒经皆可归结为“天下之道”的呈现，他说：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也，百王之道一是也；故《诗》、《书》、《礼》、《乐》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荀子·儒效。安小兰。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100。）

尽管《诗》、《书》、《礼》、《乐》各有其特点，但它们均可归结为儒学所追求的“天下之道”、“百王之道”，而这个“道”则正是儒家的价值体系。西汉以后，儒学独尊，经学教育已在国家以及私人教育体制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其根本原因是统治集团完全接受了经典所倡导的价值系统——道。

与古印度、古希腊、古希伯莱的经典相比，儒家经典一个最为鲜明的特色就是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儒家经典不是神话故事，也不是宗教教义，而是一种包含着浓厚的人文观念和历史意识的典籍。在这些典籍中，客观地记载了上古时期的政治活动、社会生活，并通过这些记载具体、真实可靠、脉络清晰的历史文献和文化典籍，表达出以人为本的文化价值观念，并体现在政治经验、伦理原则、教育思想、艺术精神等各个方面。

儒经的人文精神，首先体现在儒经所建立的人本价值观念方面。《礼记·中庸》强调人与道的统一关系，认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就明确显示了儒学的人文精神。《周易》向来被认为是阐发天道的经典，诚如后人所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同时还兼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算术等，然而其核心，则是要探索能作为“人道”的法则，同样是一种人本价值观。当然，《周易》的作者认为儒家倡导的人文法则是来之于天道自然，《周易·系辞下》云：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包牺氏作八卦，是为了建立人文的法则，然而，这一法则是来之于天道，是对天地自然观察、模仿的结果。因此，一切人文法则，均是天道自然的呈现，《周易·象传》在谈到乾卦、坤卦时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显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文法则并不是人为立法而建立的，而是人通过对天道的观察、仿效而确立的。《周易》这样说并非是崇扬“天”而贬低“人”，相反，而是为了将人道上升为天道，确立人文法则的宇宙普遍意义。因为《周易》之作，本就起因于圣人对人类社会的忧患意识，“《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周易·系辞传下。郭彧。周易。中华书局，2010：319。）所以，从《易经》到《易传》，它含有大量的关于政治、社会、家庭、人生的人文价值法则，贯彻这些法则被认为是为了实现天道，所谓“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周易·说卦传。郭彧。周易。中华书局，2010：322。）可见，《周易》是一种以人为本位的“天人合一”观，故而仍是一种人本价值系统。至于《尚书》、《春秋》、“三礼”等儒经，则完全是以社会历史、伦理政治为基点而阐发出一系列人本价值的观念，表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它们强调人在宇宙中的核心地位，提出“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朱彬。礼记训纂，上。中华书局，1995：348。）、“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朱彬。礼记训纂，上。中华书局，1995：345。）。它们相信人的力量，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四册。中华书局，1981：1395。）、“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252—253。）。它们提出以德配天的人文法则，这样，孝、德等伦理道德的人文法则便上升为天道原则，体现出儒家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儒家和道家的重要区别在于：道家是从天道（自然）中引申出人道法则，而儒家则是将人道上升为天道法则。儒家的这种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均来之于儒家经典，体现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