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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儒家教育的人文精神（第1页）

儒家教育的人文精神

在中国古代的各种学术流派中，没有哪一个学派像儒家学派那样以教育为重心来建立思想体系；在世界各种文化中，没有哪一种文化像儒家文化那样以教育作为立国的根本。儒家对教育的重视，已经成为一个有目共睹的文化现象。可以肯定，儒家学说本身包含着当时世界上最为成熟的教育学说。

然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儒家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人文教育。儒家终生以“道”为志，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所追求的道其实就是“人道”，即所谓“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儒家强烈的人文关怀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以道易天下与以道教天下。前者是治国平天下，后者是治学讲学。所以，通常治学讲学的文化教育活动实现以道教天下，从来就是儒者的最重要职责。而且，这也使得儒家教育表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

本文主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儒家与教育；第二，儒家“人文化成”的教育特色。

一、儒家与教育

儒家学派为什么会以教育为中心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儒家文化为什么会以教育作为立国、救世的根本？这既可以通过“儒”的起源作历史学的追溯，也可以通过对“儒”的职能作社会学的分析，来解释这一文化之谜。

（一）“儒”的起源与教育

“儒家”是指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的学派。然而，我们这里却要讨论与“儒家”密切相关的“儒”的起源，因为儒家本来就是产生于“儒”。而弄清了“儒”的起源，也就能使我们初步揭开儒学以教育为中心的思想根源。

关于“儒”的起源，历来为史家所重视。在政教一体的三代时期，官、师本为一体，而“儒”则直接起源于从事教育的职官。据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的解释：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班固认为先秦诸子之学皆出于王官，而儒家即出于司徒之官，儒之所以重视教育，就在于所谓“司徒之官”是西周社会主要从事教化的官职。根据《周礼》记载的西周建国设官的制度，主要分为“六典”，其第二典即为“教典”，即从事教化的“司徒”之职的范围。所以，《周礼·地官·司徒》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可见，司徒之官即为国家的教官，履行国家的教化职能。司徒之官包括中央、地方各种从事教化的官职，具体包括大司徒、少司徒、乡师以及乡老、乡大夫、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等。《周礼》对司徒的教化之职均有具体规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务之职与儒家教育学说之间确有着重要联系，如《大司徒》之职中“十二教”就与儒家礼乐教化思想十分接近：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周礼注疏，卷十。大司徒。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46。）

而且，大司徒从事教化的内容，是将六德、六行、六艺合成的“乡三物”，这也是儒家倡导的教化内容：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礼注疏，卷十。大司徒。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66。）

十分明显，儒家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均可以在大司徒之职的规定中看到，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及儒学与司徒之职的渊源关系。

不仅如此，《周礼》中还有“师儒”的记载，进一步反映了“儒”与教育职官的关系。据《周礼·天官·大宰》中记载的“九两”，就有“师”和“儒”的官职规定，认为“师”是“以贤得民”者，而“儒”则是“以道得民”者。郑玄注云：“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周礼注疏，卷二。大宰。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0。）可见，《周礼》所说的“师”、“儒”均是西周时期从事教育的官职，“师”即相当于司徒之职中的“师氏”，“儒”即当于司徒之职的“保氏”，他们的教育职责略有不同：

师氏掌以媺王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周礼注疏，卷二。大宰。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48—349。）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周礼注疏，卷二。大宰。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52。）

也就是说，“师”、“儒”原来就是司徒之官中在各邦国、乡里从事教育的职业。他们所传授的“三德”、“三行”、“六艺”、“六仪”等，确实也正是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

由于近人考证《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故不太坚持以此为据说明儒的起源。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学者在整理西周青铜器铭文时，发现金文中的职官与《周礼》有许多相合之处，这就证明《周礼》一书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是我们考证儒家起源的重要依据。《周礼》一书中关于“司徒之职”的记载，确能揭示儒的本义与起源。由于儒家起源于西周时期被称为师儒的教职人员，这一点恰好反映出西周社会“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特点。到了西周王朝解体，政教既分，官师分离，孔子就是最早创立私学的教育家，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继承了西周师儒之职中所行三德三行、六艺六仪之教的教育传统，儒家学派的成员亦可能大量与司徒之职有关。这就是刘歆在《七略》中所云儒家出于司徒之官的原因。

由此可见，儒家重视教育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儒家教育的基本理念与教学内容均可以在《周官》中师儒之职的记载中找到根据。师儒一方面是朝廷的官员，其政治职能就是“佐王安扰邦国”；另一方面则是西周的专门从事教育的人员，承担着“教万民”的教育职能。这种政教一体的思想，也是儒家教育的基本理念。儒者相信“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陈澔注。礼记，卷六。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98。）相信“教，政之本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3。）这些信念和师儒之职长期从事教化的政治—教育经验有关。同时，师儒之职既重视伦理道德的教化，又重视各种技艺的传授，也成为儒家教育的重要传统。儒家坚持以德为本、德智统一的教育原则，同样可以追溯到西周师儒之职的教育特点。至于师儒之职常讲的“三德”、“三行”、“六艺”等，更往往成为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

（二）儒学的社会功能与教育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学是十分兴盛的显学，但它毕竟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派而已。尽管孔子、孟子等儒家大师均有经世之志，希望以仁道思想为指导而从事经邦济世的政治事业，但是当时并不能将儒家思想付诸实施，所以，儒学的社会功能并不十分明显。西汉以后，儒学的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使得儒学成为历代朝廷均要推崇的官学，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时，儒学的社会功能显得日益重要和突出，儒学不仅仅只是一种学术，而更是一种影响到其他诸如宗教、文艺、科技、教育等广泛领域的观念文化形态，同时也是一种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家族制度。儒学已经成为古代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的思想意识，对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诸如帝王、官僚、吏员、武士、农民、商贾等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居上位的统治者或居下位的人民大众，无论是朝廷的维护者或反叛者，无论是君、父、夫或是臣、子、妇，他们均成为儒家思想意识的承担者和传播者，努力用这些思想去指导自己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家庭生活及其他生活的各个方面。

总之，儒学在古代中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社会作用，它成为支配、指导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及个人行为的主导思想文化。儒学为什么能够发挥这么大的历史作用呢？它是如何完成这些社会功能的呢？

这当然和那些掌握、传播儒学的儒士密切相关。儒士是什么人呢？首先应是儒学的掌握者。不管他是在朝廷做官，成为显达的朝廷要员；还是身穿布衣的乡野村夫，如果他不仅仅是能对儒家文化身体力行，而且还能对儒学的知识体系有系统的掌握，那么，他就是一个儒士。也就是说，儒士应该能够饱读儒家经典，对儒学有一定程度的思考和研究，对儒家的道德义理有内在的体认和践履。

儒士不仅具有“学”，而且从事“教”，承担着文化传播的职能，将儒学化为一种支配、指导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及个人行为的主导思想文化。儒士们历来将“教”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毕生志向。儒士们正是通过“教”，将儒学从一种学术形态转变为一种对国家、社会、家庭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产生深刻影响的主导思想、观念文化、社会习俗和文化心理。所以说，儒士们既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承担者，也是古代教育的实施者。儒学所以能够在古代社会产生那么大的作用，离不开儒士所充当的“师”的角色。

儒士的教育活动可分为宫廷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其教育对象分别是君主和太子、士子、广大百姓。儒士们通过对这些不同的对象展开教育，从而实现着儒学的社会功能。现分而论之。

第一，君王之师和太傅之教。

在中国古代的君主**的政治制度中，君主在他所统治的国家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控制了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任免、军事等一切大权，即所谓“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如果一国之君能够接受儒学、推崇儒学，按儒家文化来指导国家和个人的行动，将会对社会产生极其广大的影响。所以，儒生们一直坚持将教育君主、做帝王之师视为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孟子早就提出了这样的事君原则：“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作为一个真正的儒者事奉君主，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教育的对象，使他能够自觉接受、服从儒家之道。

然而，欲做“王者之师”的儒者必然面临一个严重的困难。君主和儒者具有两重关系：君臣关系和师生关系。作为君臣关系，儒者必须绝对服从君主；作为师生关系，儒者要教诲君主能够尊奉儒家之道。君主和儒师的关系究竟是君臣关系，还是师生关系，往往不取决儒师而取决于君主。但是，一切真正的儒者，均应牢记自己的教育职责，哪怕是在权位最高的君主面前，也要保持做“师”的尊严，正如孟子所说：

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万章下。）

孟子常常表现出“说大人，则藐之”的气概，就是在于他坚持了师道的尊严。

关于如何做好“王者之师”，一直成为历代儒者很费心机的一件事情。一方面，他们积极劝导君主们能够“尊师”，认真接受儒师的指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往往将君主是否尊师重道看作是衡量其德行的重要标志，他们指出：“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吕不韦著，高诱注。吕氏春秋，卷四。孟夏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33。）另一方面，他们则通过各种途径，直接对君主进行教育。如古代朝廷所设的侍读、侍讲，就是一种专门给君主讲读儒家经典的职务。熟读儒家经典的儒士们通过这种专门职务给君主讲学。他们还往往著有这方面的专门教材。南宋儒家学者真德秀任侍讲时，专门编有《大学衍义》一书，以“正君心”为主旨，为君主传授儒家义理。君主们亦充分肯定这部教材，宋理宗称：“《衍义》一书，备人君之轨范焉。”元武宗认为“治天下此书足矣”，故下令刊行。明太祖朱元璋曾向儒生宋濂请问“帝王之学”以何书为要，宋濂即推举《大学衍义》，朱元璋命大书揭之殿两庑壁。可见，历代儒者均重视对君主进行教育。儒家文化能够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因为历代儒者通过对君主的教育，使具有最高权力的君主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

儒士除了要充当天子之师，还要承当保傅之教。古代将负责教育、辅导太子和诸侯子弟的官职，统称之为“保傅”。《大戴礼记·保傅》解释说：“保，保其身体；傅，傅其行义。”“保傅”所教育的对象是太子和其他诸侯子弟，他们大多是天子、诸侯之位的继承者，所以保傅之教十分重要。古代的儒者总是要处心积虑地思考如何完成对太子进行儒学的教育，使太子们尽早形成所谓“圣人之德”，成为儒家文化的忠实推行者。汉儒贾谊曾经担任长沙王太傅，他在谈到“保傅”之职时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