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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第1页）

父亲又继续哭着说道：“可怜你娘，前几天她向我要几个铜板买个香瓜吃，我因为怕第二天小菜钱不够，竟没有给她。”我笔至此，能不泪流满面！

等我和父亲赶到的时候，院子里围着一大批人。有的说她是中风，有的说她是发痧。我摸母亲的脉搏，已经停止跳动了。医生到时摇摇头就走了。这时候，我的神经顿时麻木了，像木头人一样呆立在那里，望着母亲，欲哭无泪。猛然有人拍了我一下肩膀，我回头一看，是刚从法国回来的钢琴教师张景卿。她说：“按一般习俗，在室外露天过世的人，不可抬进屋去的。这么热的天气，还不快去想办法寻些钱。现在已经1点多了，愈快收殓愈好，呆着有什么用？”我像梦醒似的！没时间给自己伤心了，转身出外叫了部黄包车，四面奔跑借钱。但是，因平素来往的都是些贫困的亲友，所得无几，最后在东来顺五金行的跑街严培馨先生的帮助下，总算凑了二百多元。天亮回来已是亲友满堂。我急急忙忙买棺办丧事，中午大殓。这时，我不禁抱棺嚎陶大哭！母亲逝世是在1933年夏。她享年六十五岁。啊！我没有更多的勇气回忆了！

母亲离世后，因为债务累累，不得已把三女国瑛送去北平，暂交张景卿教师抚养。在两吉女中读书。这时候，承“翻戏”张云卿慷慨借给我一张二百亩绍兴沙田地契，我凭此向一位为人直爽热心的友人郑素因女医师抵押三百元，还付清了母亲去世时的丧葬费，以及平时为生活所挪借的零星债务。张云卿还帮助了三个孩子的一学期学费，使孩子们在那学期没有辍学。

郑素固的这笔款几次到期连利息都付不出，郑大怒，在她家里叫上海商人朱某指着我鼻子逼我、骂我。父亲和孩子们当时为了这事，气得直掉泪。通过这件事，我除了更体会到贫苦二字在穷人生活中的滋味外，无他感触，不过这是毕生中难忘的一事，但我并不介意。

这笔债，在锦江开门后半年里才连本带利偿还清楚。在此以后，我反而免息借给郑素因五百元支持她去日本留学，并在她留学期间，经常照顾她的母亲，按月送给二十银元。从此，我们交往数十年。在此顺便提一件有趣的事：有一次，从家去锦江，在路途感觉头昏，吩咐车夫转弯到郑素因家去休息一会儿。在她亭子间刚坐下，只听得有人要上来，护士保姆拦阻的吵闹声。我估计捕房人以查吸大烟的人为名敲竹杠。不好了，我立刻协助刚起床的郑素因把烟具分散藏妥，叫她赶快从阳台越过邻居阳台逃跑（邻居阳台挨着郑家阳台）。说时迟那时快，准备完毕，我坐在亭子间门口椅上。四五个流氓上楼，首先问郑医生在哪里？老妈妈回答出去了。遂去前后房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搜查烟具，突然在床底下查出一根烟枪，这下他们高兴得跳起来，“人不在，有了证据还能逃脱？”开始凶恶地盘问郑素固的妈妈：

“人在何处，快说！”这时，我走上前去：一弟兄们不必这样，有话好说，你们还不是为了找点贴补家用生活费吗？不要吓坏了老太太。”大家嚷嚷：“你敢说话，你是她的什么人？”“好朋友。”“郑素因拿出四根条子（金条每根十两），就毁掉这根烟枪了事。”我见对方已表态，事情就好办了。我说：“好说，好说。”当即嘱老妈妈快准备酒菜，让我们好好吃顿午饭。我们边吃边聊：“弟兄们，我叫董竹君，是锦江菜馆的主人。大家见面不容易。”他们一听锦江主人，大家马上起立，打个招呼。我接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你们生活困难，想赚些额外钱，这完全能理解的，不过郑素因医生确实是小小诊所，开销大，病人也不多，月人无几，自己还要吸大烟。所以，钱少些我可替她代付，多了是没有办法。”我又说：“在上海滩上大家交个朋友不是很好吗，来日方长，不要在这件事上太认真作绝。”他们问：“那么你说吧。”结果三两金子解决，郑素因回来向我作揖感谢！上海小流氓依靠大流氓主人的势力与上海捕房的人勾结，用这种手段向人勒索敲诈钱财是常事。

这亦是解放前上海社会阴暗的一角。我之所以不记旧恨，主要是因为我当初和她来往时间不久，和她交情不深，她不了解我。居然能慷慨借给那么多钱救我燃眉之急，这是很难得的。再者，当我被捕入狱，她曾一度给国琼女二十元开支伙食。我还不出债是自己的过错，哪能见怪别人呢？虽然她做得也过分了些，但是也应该原谅她，她到底还是一个好心肠的人。所有这些都是我和她始终维持交往的原因。古训“人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我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所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孩子们经我开导后，对她也有所谅解，逢年过节总是去拜望她的。后来听说那姓朱的流氓的大女儿曾告诉别人：她父亲对帮郑素因逼董先生还债一事很后悔。由此可见，流氓有时候也多少有些是非之心，有些义气。

解放后，我力劝郑素因离开她在上海的恶劣社会关系，将自己的妇科专业为国家建设、为人民服务，特由我和国瑛女陪同她去天津，由天津市长黄敬同志派专车让我和她去天津市找一个自己认为满意的医院工作。她选定了天津市红十字医院，也给了她聘书。她回沪后被坏友们七言人语，结果未去天津。她放弃了光荣的工作。

最后据闻她在沪吃尽骗光，告终于亭子间，旁无一人。我在京闻讯异常难过。再者，如张云卿本是要坑害我的“翻戏党”，后来倒成了朋友，我困难时他还接济我。解放初期，他的妻子和儿子在上海生活困难（张已去世），我也曾多次帮助他们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