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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1页)

既有铁线简笔,凝重深厚(莫高窟第34窟射手),也有重彩精制,华丽非凡(莫高窟第98窟维摩诘经变);既有迷人的水墨神韵(莫高窟第107窟歌舞伎供养人),也有生动的没骨神采(莫高窟第55窟观音经变);既有沥粉堆金的高超技能(莫高窟第98窟供养人),也有运笔如风的顶尖动力。看上去,这些洞窟很像大型的美术博览会了。

此时代表世族大姓们的供养人,向着更高更大更华美发展。而且逐渐占据甬道两厢,有的长长一排,浩浩荡荡,有的比佛陀菩萨们还要更显眼突出。佛的洞窟有如他们的家庙。他们不仅要占有人间,还要占有佛天(莫高窟第61窟和第98窟曹氏供养人像)。曹议金与他的回鹘妻子的《出行图》,摹仿《张议潮夫妇出行图》,气势更加宏大。一路上,扬鞭催马,载歌载舞,奴婢成群,喧噪非常,他到底想没想到此时站在一旁的神佛们作何感想?

(莫高窟第100窟《出行图》)

佛国净土的美妙境界减少了,代之是人间权贵的世俗气息。

信男信女们带着理想走进这些洞窟,是不是会感到又回到了现实?那么,理想应该放在哪里呢?

现实是很难放进去理想的,他们还是固执地把理想放在这里,但他们不会把理想交给那些显要权贵们的,而是寄托给在彩色的云彩上徜徉的神佛与天女们。

自晚唐以来,经变画内容突出的改变是《劳度叉斗圣经变》的出现和《降魔变》的陡增,这种驱邪降魔的画面与天王力士们威不可挡的形象一起,在动乱的五代频繁涌现,表明人们的现实境遇和更迫切的生存愿望。

如果理想总是虚无缥缈的,理想也会失去生命力,理想也是有实实在在的生命的,那是因为它和现实牢牢系在一起,(莫高窟第6、53、72、98、196、85、108、146等窟《劳度叉斗圣经变》。第12、9窟等天王力士像)

敦煌的历史从来不与中原的历史同步,三百年的大宋王朝,对于中原来说,不过刚刚过了几十年光景。又一个北方民族强盛起来,就是党项族。他们以一种气吞山河的气概,在北方空旷的草原上扫荡着敌对的种族。沙州回鹘人一直是他们争夺河西控制权的强劲的对手,而且刚刚吞并了处于颓势的曹氏末代政权,但也抵挡不住势头正健的党项人。

(历史画面复原。榆林窟第39窟回鹘人像。第308窟行脚僧像)

公元1036年党项人摧垮沙州回鹘,公元1038年建立大夏国。疆域横跨着宁夏、甘肃、陕西、青海、蒙古等地。敦煌正处在西夏国的核心地带,因而被党项人主宰了将近两个世纪。

党项族是草原游牧民族。他们没有文字,不知五谷,用草木计算岁月。但是他们聪明豁朗,有创造性,善于从别的民族手里拿来文明的成果。在他们开国之日,马上就从坐骑上跳下来,向汉族学习农耕技术,兴修水利,发展制铁工业。一种被称作&ldo;冷锻法&rdo;的冶铁新技术就是西夏人的发明。他们还像日本文字片假名那样,把汉字作为基础,创造出一种美丽又奇异的西夏文字来。

(《西夏碑》。拜寺沟方塔出土西夏文佛经。宏佛塔天宫藏西夏文大号字雕版)

可是,由于中国的历史一直把中原视为正宗,歧视边远各族,西夏亡国后,他们的文化便像风沙一样迷漫消散。

历史的记载十分寥落,留下的遗迹更是寥落。

(甘肃安西榆林窟土坯塔。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残塔。宁夏石嘴山涝灞沟口石刻覆钵塔等)

十二个西夏帝王竟没有一个留下画像。历史好似空白。不单西夏文字很难识别,文字后边的文化更是一个又空又大的谜。

(广济寺塔奇异的手印方砖。宏佛塔天宫藏佛头和宏佛塔天宫藏泥塑残块)

西夏文化成了一种失落的文明,(拜寺口西塔及各层佛像。青铜峡一百零八塔全景)

然而,在西夏兴旺的时代,它又是何等强健、雄俊、聪颖、生机勃勃!这个终年在草原上驰骋的民族,一旦立国当家,立即明白治国大略‐一手握住刀剑,一手弘扬佛法,布置理想的天国。他们懂得佛国是北方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为此武威护国寺孝感通塔上才有这样一段碑文:

&ldo;至于释教,尤所崇奉。近至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rdo;

西夏时代,佛教在空前的倡兴下已成了西夏国教。

(贺兰宏佛塔。拜寺口双塔。拜寺沟方塔出土舍利子包以及佛经、佛画和发愿文)

河西一带所有石窟再次进入兴建的高峰期。

(武威天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玉门昌马石窟。安西榆林窟。敦煌莫高窟的西夏壁画或雕塑)

莫高窟的西夏洞窟达77个。由于三危山的崖面几乎被先朝前代的洞窟占满,西夏时代以重修为多。有些则是在原有的壁画上,涂上泥重新再画。这也表现了西夏政权势力的强大。

(莫高窟西夏洞窟外景。第263、246等窟西夏改造过的洞窟内景)

西夏文化是汉族、藏族、女真族和契丹族文化的混合体。它虽然有某些很突出的特征,但本身没有构成系统。面对汉藏两族强大的文化便处于弱势,再加上敦煌的文化主体和艺术样式已经确立,在西夏的敦煌石窟中,仍是原有风格的延续与深化。无论从窟形、壁画内容、绘画技法,一律沿用旧风。敦煌的文化艺术传统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西夏莫高窟和榆林窟内景。贺兰宏佛塔藏绢本佛画《玄武大帝图》、《护法力士图》、一百零八塔出土中原风格的彩绘天官像)

西夏时代的莫高窟里,明显的一种新的文化因素却是来自藏族。

自吐蕃时代以来,藏族文化对敦煌的影响不断加强。藏传佛教也是多民族的敦煌的精神需求。西夏君主李元昊精通藏文,便从西藏迎来葛举派密教。焕然一新的藏密图像在敦煌石窟中一个个亮相了。这些或是清劲俊美、妖媚动人的菩萨,或是&ldo;以恶制恶&rdo;、怪异狞狰的愤怒明王的形象,都给敦煌艺术带来新的激情。

(拜寺口西塔天宫藏绢本《乐金刚图》、木雕《乐金刚像》。宏佛塔藏绢本《喜金刚像》。东千佛洞第2窟观音菩萨像、供养伎乐图、站立菩萨像等)

敦煌文化的性格是,始终对外来文化保持一种好奇与兴奋,用外来的文化激素,不断创造自己,使自己永远充满诱惑。这也是一切生命的本质和存在方式。

不论来自哪一方‐中原也好,西藏也好,欧亚也好,北方哪个民族也好,只要一个崭新的因子投入,必然激发出一片鲜活的风景。

在西夏时代,来自中原的艺术活力,仍然源源不断注入敦煌石窟。尤其是榆林窟。可能在西夏时代由中原传来一些一流的粉本,或者干脆是来了几位中原画师,带来了中原的技法与中原的水准。宋代是中原绘画的全盛期。如今在这里看到的线描技术与造型能力在宋代画坛也堪称上品。

(榆林石窟第29窟、东千佛洞第2窟、莫高窟第97窟等)

尤其榆林三窟在风格上接近道教寺观壁画的两铺‐《文殊变》和《普贤变》。天界诸神,无论结构还是用笔,都是老到精熟,美妙绝伦。衣纹线条,与武宗元如出一辙。从背景的山海树石中,可以明显看到许道宁、燕文贵、郭熙、马远等人的影子。这样的水墨画法,在敦煌石窟中可谓史无前例。画幅巨大,形象精致,下笔明快剀利,毫不犹疑。纵横捭阖,随心所欲。庄重不阿,疏朗浩大。以壮美的山河代替浩渺的云天,显然神佛已经下临人间,这也是宋代以来,佛教进一步世俗化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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