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还遇到了来自队伍内部的困惑:新党并非铁板一块,人员莨莠不齐,在推行新法的措施和策略上发生了大的偏差,给了旧党攻击的把柄。这是中国传统人事制度的恶果。宋王朝的官僚多数是靠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人,官僚集团中只有极少数的政治家,其余都是政客。政客没有任何原则、信仰和情操,只有个人的短期利益。王安石无法跳出宋王朝立国的传统,不能从民间去发掘未被污染的政治人才,高高在上的皇帝也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只能从政客集团中去挑选自己的同盟军。因此新党的整体素质也就高不到哪里去,里面不可避免地隐藏着投机钻营的机会主义分子。象隶属新党的开封市长蔡京就是一个卑鄙的变节分子。当新法失败旧党掌权时,旧党领袖司马光下令以五天时间为限,撤消&ot;募役法&ot;恢复&ot;差役法&ot;时,大家都担心时间仓促,不容易办到,可蔡京却如期完成,以致司马光呼吁旧党人士向蔡京看齐。等到八年后旧党失势时,蔡京又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新党。后来蔡京官至宰相,把宋帝国推下了万丈深渊。
在一个腐朽没落的社会里,具有超人智慧的人总是寂寞的,甚至是悲哀的,王安石的变法终于失败。一0七六年,王安石下台,他只当了六年宰相;而他的前辈公孙鞅却掌权二十多年,因此他来不及全部实现他的政治主张,变法只开了个头就草草收场。王安石辞职后,由他的助手吕惠卿继续主政,可不久就被攻击去职,只靠皇帝赵顼一人坚持下去。一0八五年,赵顼去世,冰山倒塌,旧党得势,变法停止,一切恢复原状,甚至比原状更糟。王安石等三十多位主持变法改革的人物被列为&ot;奸党&ot;,公告全国皆知。
变法不彻底的国家乱,宋帝国自此乱成了一窝粥,各地民变风起云涌。一一二五年,北方新兴的金帝国乘机向动乱的宋帝国发动进攻。奉命去抵抗的国防军好不容易攀上马鞍,却两手紧抱着马鞍不敢放开,一望见金军旗帜就一哄而散。旧党反对王安石训练国防军,这正是他们胜利的成果。一年后,金帝国攻陷首都开封,把包括皇帝、太上皇在内的全体赵姓皇族三千余人和那些得胜的旧党官僚用一队牛车载往三千公里外朔风怒吼的遥远东北,在四面透风的破烂草屋里啼饥号寒。
三
在长达两千一百年的封建专制体制行将结束之际,中国又上演了一次短命的变法运动,这就是著名的&ot;百日维新&ot;。从字面上可以看出,这次变法只维持了可怜的一百天。
百日维新的总导演是清帝国第十一任君主年仅二十九岁的光绪皇帝,一位历史上少见的悲剧性的英雄帝王;设计师和执行官则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志士。
百日维新的目标是使沉睡不醒的东方睡狮--中国现代化,赶超日本成为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军事强国,真个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百日维新前的中国命运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峻,亡国灭种的乌云在文明古国的上空弥漫翻腾,只剩下一个很小的空隙没有合拢。三年前暴发的甲午中日战争,号称世界第七大海军强国的清帝国(当时北洋舰队仅巡洋舰就有三艘,注意中国迄今仍没有巡洋舰),竟被屈居第十二位的蕞尔小国日本在天朝大国的门口击败,曾经煊赫一时,作为自强运动结晶,被誉为东方无敌舰队的&ot;北洋水师&ot;全军覆没。日本海军陆战队占领了辽东半岛,攫取了中国最优良的旅顺军港,并对旅顺的中国人作灭种式的大屠杀,老人妇女儿童也无一幸免(只留下三十六个人埯埋尸体)。
北洋舰队的覆没对清政府内部新派官僚集团--&ot;洋务派&ot;是一个尖锐的讽刺。和那些昏聩愚顽、死抱着祖宗法度不放、自认为中国什么都好连大炮也轰不醒的老官僚相比,洋务派官员还算清醒一些。他们在认定中国的政治是最优秀的前提下,承认西洋人有一点比中国高明:那就是&ot;舰坚炮利&ot;,西洋人在制造战争武器的&ot;奇技淫巧&ot;方面的确优于中国人。因此中国要想强大起来并战胜&ot;洋鬼子&ot;,不需要对政治作大的改革,也就是不触动专制体制的内核,只需要花点银子向西洋购买军舰大炮并进而自己学会制造军舰大炮就行了。至于由谁去操丛这些军舰大炮,则是中国政治体制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腐朽的人事制度下,自然是那些和权力人物有裙带关系不学无术的荷花恶少,或者只会贪污行贿溜须拍马迎合上司阴暗心理让上司感到通体舒泰的投机政客,由这些既无技术勇气又无情操责任心的政客去指挥&ot;无敌舰队&ot;上战场,等于是让傻子胆小鬼去放原子弹,不炸死自己就算是万千之幸了。北洋舰队在战争中的丑陋表现用血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政治不是最优秀的。中国要想强大,光靠买船买炮不行,必须对阻碍中国强大的过时没落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变革。
中国战败的代价是惨重的,清政府赔偿白银二亿三千万两(其中三千万两赎辽费,辽东半岛本已割让,沙俄和德国对日本眼红,用战争手段威胁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日本则向清政府索取三千万两赎金);台湾和澎湖列岛也自此脱离中国的怀抱。
中国的战败揭开了蒙在天朝大国头上的最后一块面纱,使它的弱点全部暴露,因而大大地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胃口。他们固然知道清帝国衰弱,但不知道衰弱到这种地步,这对他们是一个新的诱惑。当非洲、土耳其和印度莫卧儿帝国先后被欧洲瓜分之后,他们认为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必须迅速下手,否则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中日战争至百日维新前的三年,各国在宰割中国时争先恐后,就象一群急吼吼饿狼争相撕扯中国的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