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直基本是月光族,实在没钱了,小胖就偷他爸的货卖,一百块钱进的,十块钱就卖了,然后两个人就去花天酒地。
这样的日子,一直维持到王直辞职,后来王直和张伟一起去陕西搞中药材生意,小胖还曾经跑去和他们混了大半年。
直到他家生意破产,小胖才离开陕西,回到家,从此,两个人只是偶尔通下电话,再也没见过面。
这些年,小胖家流年不利、霉运连连,温州人在中国号称中国的犹太人,温州人天生个个都是生意人,但偶尔也会有一个不会做生意的人,王贵贤就是这样的温州人。
王贵贤是个工人出身,本就不是个生意人,后来工厂倒闭,不得不出门做起了生意。
但他为人死板,缺少温州人普遍特有的灵活、变通,不太会搞关系,在那个靠搞关系维系生意的年代,很不得烟抽。
生意做得不怎么样,偏他又是个极好面子的人,那时的温州乐青攀比相当厉害,平时都在外地做生意,还表现不出来,一到春节都要回家,就成了炫富大会。
甭管这一年是挣钱亏钱,都要锦衣华服、貂皮裘衣、招摇过市。
喝酒都要茅台、五粮液,抽烟必是软中华,出外请客消费,也是极尽奢华,能多花绝不省钱。
每年春节的开支,没准比在外一年花销的都要大。
其实,王贵贤要是不春节装逼,还是能勉勉强强过得去的,赚不了多少也不至于亏钱。
可是每年这一春节的摆阔,他可就亏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要出去比,老的跟老的比、小的跟小的比。
过一个年,不造个十万八万过不去。
偏这个王贵贤的老丈人,又是个开地下银行的,那年头温州民间的地下银行十分盛行,温州人之所以能走遍天下做生意,就与民间融资、借贷十分便捷,有直接关系。
别说有这些地下银行了,就是没有地下银行,民间借贷也很方便,亲戚朋友之间借贷做生意,是极其普通也是极普遍的事,没有那么多抵押、保人之类的麻烦,就靠信誉。
因为温州是家族社会,都是一个一个大家族聚居在一起,一个人欠债不还,那么你就在这个家族社死了,这样的个体,在那个年代是无法生存的,所以绝大多数都守信用。
在北方尤其在东北,帮朋友、帮亲戚、肯借钱,那是仗义、仁义的事和人,只有好人品、讲义气的人,才能做到。
可在温州却不同,人家帮助朋友、亲戚,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与人品没有关系,就是大奸大恶的温州人,也会这么做的。
就像陕南的某些山区里,只要有过路客走到门口,不管认识不认识,主家都会给你下碗面,这是必须的,与人品没有半毛钱关系,就是一种习惯性民风。
即便主家是个十恶不赦的抢劫犯杀人犯,他也会这么做,温州人民间借贷也是如此。
王贵贤有个开地下钱庄的老丈人,借钱那就更手到擒来了,就这样一年一年的积累,借新账还旧账,拆东墙补西墙,债务越滚越大。
后来又给王迅升(小胖的哥哥)盖房子娶媳妇,这都是攀比的硬指标,更是要大出血的,外债就累计的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