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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我了解到兵工厂的一百十四名机工和学徒中,只有二十人结了婚。他们的妻子同他们一起在吴起镇,有的当工人,有的当党的干部。兵工厂的工会会员是红区技术最熟练的工人,党员百分比很大,有百分之八十是党团员。

除了兵工厂,吴起镇还有几家被服厂、一家鞋厂、一家袜厂、一家制药厂、一家药房,有一个医生看门诊。他是个刚从山西医校毕业的青年,他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在他身旁做护士。他们两人都是前一年冬天红军东征山西时参加红军的。附近还有一所医院,有三个军医,住的大多数是伤兵。还有一个电台,一所简陋的实验室,一个合作社和兵站。

除了兵工厂和军服厂以外,大多数工人是十八岁到二十五岁或三十岁的年轻妇女。有的已同上了前线的红军战士结了婚,几乎全部都是甘肃、陕西、山西人,都剪了短发。中国苏区的一个口号是&ldo;同工同酬&rdo;,对妇女据说没有工资上的歧视。在苏区的工人似乎比别人在经济上都得到优待。后者包括红军指挥员,他们没有正规薪饷,只有少额生活津贴,根据财政负担情况而有不同。

吴起镇是漂亮的刘群仙女士的总部所在地。她二十八岁,曾在无锡和上海纱厂做过工,雷娜&iddot;普罗姆的朋友,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现在是红色工会妇女部长。刘女士向我介绍了工作条件。工厂工人每月工资十到十五元,膳宿由国家供给。工人可得免费医疗,公伤可以得到补偿。女工怀孕生产期间有四个月假期,不扣工资,还为工人的子女设了一个简陋的托儿所,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一到学会走路就变成野孩子了。做母亲的可以得到她们的一部分&ldo;社会保险&rdo;,那是由从工资额中扣除百分之十加上政府同额津贴所得的一笔基金。政府并捐助相当于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的款项供工人作文娱费用,这些基金都由工会和工人组织的工厂委员会共同管理。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我访问的时候,那些工厂都一天开工二十四小时,分三班倒‐‐也许是中国最忙的工厂!

第八篇

同红军在一起

&ldo;他们唱得太多了&rdo;(下)

这一切规定似乎都很进步,当然与共产主义理想来说也许还有很大距离。但是苏区为求生存还忙不过来,居然能实现这种情况,这一点是的确令人感到兴趣的。至于实现的情况是多么原始,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有俱乐部、学校、宽敞的宿舍‐‐这一切都是肯定的‐‐但是这都是在窑洞里,下面是土地,没有沐浴设备,没有电影院,没有电灯。他们有伙食供应,但吃的是小米、蔬菜,偶尔有羊肉,没有任何美味。他们领到苏区货币发的工资和社会保险金,这一点也没有问题,但是能买的东西严格地限于必需品‐‐而且也不多!

&ldo;无法忍受&rdo;!一个普通美国工人或英国工人会这样说。但是对这些人来说并不是如此。你得把他们的生活同中国其他地方的制度儿作一对比,才能了解为什么原因,例如,我记得上海的工厂里,小小的男女童工一天坐在那里或站在那里要干十二、三小时的活,下了班精疲力尽地就躺倒在他们的床‐‐机器下面铺的脏被子‐‐上睡着了。我也记得缫丝厂的小姑娘和棉纺厂的脸色苍白的年轻妇女‐‐他们同上海大多数工厂的包身工一样‐‐实际上卖身为奴,为期四、五年,给工厂做工,未经许可不得擅离门警森严、高墙厚壁的厂址。我还记得一九年在上海的街头和河浜里收殓的二万九千具尸体,这都是赤贫的穷人的尸体,他们无力喂养的孩子饿死的尸体和溺婴的尸体。

对吴起镇这些工人来说,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他们知道没有人在靠他们发财,我觉得他们是意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和为中国做工,而且他们说他们是革命者!因此,我了解为什么他们对每天两小时的读书写字、政治课、剧团非常重视,为什么他们认真地参加在运动、文化、卫生、墙报、提高效率方面举行的个人或团体的比赛,尽管奖品很可怜。所有这一切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实际的东西,是他们以前所从来没有享受过的东西,也是中国任何其他工厂中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对于他们面前所打开的生活的大门,他们似乎是心满意足的。

要我这样一个中国通相信这一点是很困难的,而且我对它的最终意义仍感到不明白。但是我不能否认我看到的证据。这里篇幅不许可我把这种证据详细提出来,我需要把我接触到的一些工人告诉我的十多个故事一一介绍;引用他们在墙报上的文章和批评‐‐是刚学会文化的人用稚气笔迹书写的,其中有不少由我在那个大学生的帮助下译成了英文;也需要报道我参加过的政治集会,这些工人所创作和演出的戏,以及许许多多构成一个总&ldo;印象&rdo;的小事情。

但是我在执笔写本书时正好记得这样的一件&ldo;小事情&rdo;。我在吴起镇遇到一个电气工程师,一个名叫朱作其的很有才能但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他的英语和德语都很好,是个电力专家,所写的工程教科书在中国普遍采用。他曾在上海电力公司工作过,后来在慎昌洋行。最近以前,他在南方担任顾问工程师,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一年收入可达一万元。但他放弃了这样的收入,丢下家庭,到陕西的这些荒山中来,尽义务为共产党贡献他的力量。这简直是不可相信的!这个现象的背景要追溯到他敬爱的祖父,宁波的一个著名慈善家,他临死时对他年轻的孙儿的遗言是要&ldo;把一生贡献给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rdo;朱作其于是断定最快的方法是共产党的方法。

朱作其这样做是有点戏剧性的,是本着一种殉道者和热心家的精神。对他来说,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意味着早死,他以为别人也这么想。我相信,当他看到周围居然嬉嬉闹闹,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他一定感到有点意外。当我问他有什么感想时,他严肃地说,他只有一个意见。&ldo;这些人花在唱歌的时间实在太多了!&rdo;他抱怨说。&ldo;现在不是唱歌的时候!&rdo;

我认为这一句话概括了陕西苏区这个奇特的&ldo;工业中心&rdo;的年轻气氛。他们即使缺乏社会主义工业的物质,却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

&ldo;真正的&rdo;红军(上)

在甘肃和宁夏的山间和平原上骑马和步行了两个星期以后,我终于来到预旺堡,那是宁夏南部一个很大的有城墙的市镇,那时候是红军一方面军和司令员彭德怀的司令部所在地。

虽然在严格的军事意义上来说,所有的红军战士都可以称为&ldo;非正规军&rdo;(而且有些人会说是&ldo;高度非正规军&rdo;),但红军自己对于他们的方面军、独立军、游击队和农民赤卫队是作了明确的区分的。我在陕西初期的短暂旅行中,没有看见过任何&ldo;正规的&rdo;红军,因为它的主力部队那时候正在离保安将近二百英里的西部活动。我原打算到前线去,但蒋介石正在南线准备发动另一次大攻势的消息传来,使我想到兵力较强的一边去,趁还来得及越过战线去写我的报道的时候,及早离开这里。

有一天,我对吴亮平表示了这些犹豫的考虑。吴亮平是在我同毛泽东的长时间正式谈话中充当翻译的一位年轻的苏维埃官员。吴亮平虽然是个脸色红润的二十六岁青年,已写了两本关于辩证的书。我发现他为人很讨人喜欢,除了对辩证法以外,对什么事情都有幽默感,因此我把他当作朋友看待,坦率地向他表示了我的担心。

他听了我说的话,惊讶得发呆。&ldo;你现在有机会到前线去,你却不知道该不该要这个机会?可不要犯这样的错误!蒋介石企图消灭我们已有十年了,这次他也不会成功的。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rdo;他提出了证据说明我不应当这么做,最使我感动的是,光是提到要到前线去就在他这个久经锻炼的老布尔什维克和长征老战士身上引起那样大的热情。我想大概总有什么东西值得一看,因此决定作此长途旅行,安然无事地到达了吴亮平的真正的红军作战的地点。

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我在离开保安时就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仍旧不相信正规红军的年轻、精神、训练、纪律、出色的装备、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仍旧不了解红军是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

要了解这些所谓的土匪,最好方法也许是用统计数字。因为我发现红军对全部正规人员都有完整的数据。下面的事实,我觉得极有兴趣和意义,是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能说俄语的二十九岁的杨尚昆从他的档案中找出来的。除了少数例外,这个统计材料限于我有机会进行观察核实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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