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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1页）

我这篇论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纸至迟到了唐代已经传入印度。造纸法的传入，由于材料缺乏，不敢肯定。传入的道路是陆路，也就是广义的丝绸之路。

2?《中印文化交流》

3?《中缅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后两篇都不是什么学术论文。

一九五五年

这一年，我写了四篇文章。汉译《安娜&iddot;西格斯短篇小说集》出版。

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谚解〉序》

2?《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我先讲了讲吐火罗语在中国新疆发现的经过，利用的都是旧资料。我归纳了一下，系统化了一下，对读者不无用处。在最后一段，我针对一个问题举了两个例子。这个问题是：佛教初入中国时，最早翻译的佛典几乎很少是用梵文写成的，而是经过中亚的某一种&ot;胡&ot;语，其中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以吐火罗语为最多。因此，最早的汉文译名，若以梵文为标准去对比，往往不得其解;若以吐火罗语为标准，困难则迎刃而解，&ot;佛&ot;字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过去法国学者烈维（sylva

lévi）已经举出过几个例子，但范围还过于狭隘。我在这方面下过一些工夫，做过一些笔记。在这一篇论文中，我举出了两个：一个是&ot;恒河&ot;，一个是&ot;须弥山&ot;。这两个词都不是直接来自梵语，而是经过了吐火罗语的媒介。我本来还能够举出更多的例子的，但因为想尽快结束，所以就草草收兵。

3?《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

这同前面一九五四年关于纸和造纸法的文章属于同一类型。我在上面下过一些工夫，可以算得上一篇学术论文。

中国是蚕丝的故乡，蚕丝从中国出发传遍了世界，从词源学上也可以证实这一个历史事实，这里不详细去谈。我在这篇论文里谈了下面一些问题：一，中国古代蚕丝的发现;二，蚕丝在古代西域的传布;三，中国蚕丝输入波斯的过程;四，蚕丝在古代西南的传布;五，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道路：（一）南海道;（二）西域道;（三）西藏道;（四）缅甸道;（五）安南道。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利用蚕丝的国家，世人并无异议。中国古典文献中有大量证据，欧洲古典文献中也有记载。正如其他人类发现、发明或创造的事物一样，一旦在一个地方出现，立即向四周传布。这是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的重要标志之一。我讲了蚕丝在古代西域的传布，其中包括敦煌、玉门关和甘肃西部，包括楼兰等地，用的方法仍然是古典文献与考古发掘并举。我讲了蚕丝在古代西南的传布，用的主要是文献资料。我讲了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梵文中有许多含义为&ot;丝&ot;的词，其中多有ca（脂那、支那）字样。可见在古代印度人心目中，丝是与中国分不开的。最后我讲了蚕丝从中国传入印度的道路，这要比纸和造纸术复杂得多。我总共讲了上面列举的五条道路。最大的区别在于，纸最早传入印度时只有陆路丝绸之路一路。有人主张，最早的是海路;但可惜证据薄弱，牵强附会，根本不能成立。而蚕丝则略有不同：传入印度的道路最初不止陆路一途。这一点颇值得注意。

第58节：回到祖国（11）

4?《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而欢呼》

这是一篇应景的杂文，毫无学术价值可言。

一九五六年

这一年共写了五篇文章。汉译《沙恭达罗》出版。

1?《纪念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

2?《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的〈云使〉》

3?《〈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序》

4?《沉重的时刻》（译文）

5?《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在以上五篇中，只有最后一篇可以算是学术论文。这是印度佛教史上和西方梵文巴利文学界的一个老问题，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内容是：释迦牟尼有一次对比丘们说：&ot;我允许你们，比丘呀，用自己的语言学习佛所说的话。&ot;&ot;自己的语言&ot;，巴利文原文是sakāya

niruttiyā。问题是：&ot;自己&ot;指的是谁?是如来佛呢?还是比丘?印度和西方的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前者，一派坚持后者。我在汉译佛典中找到了多处与这一句话完全相当的话。我的结论是：指后者是对的，换句话说，佛允许比丘们用比丘们自己的话来学习佛言。这说明了，释迦牟尼的&ot;语言政策&ot;是开放的政策。他反对婆罗门教，所以不规定梵文为经堂语，也没有另找一个语言做经堂语。佛教一开始就能传播开来，同佛的语言政策有关。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五年

政治运动

我为什么把一九五七年作为这一个阶段之首，而又把一九六五年作为其末呢?对解放后&ot;阶级斗争&ot;的历史稍有所了解的人都能明白，其中并无什么奥妙。这两个年头是两次最大的狂风骤雨之间的间歇阶段的一头一尾。头，我指的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尾，我指的是一九六六年开始的&ot;文化大革命&ot;。两次运动都是中国人民亿金难买的极其惨痛的教训。

在反右斗争中，我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上。一方面，我有一件红色的外衣，在随时随地保护着我，成了我的护身宝符。另一方面，我确实是十分虔诚地忠诚于党。即使把心灵深处的话&ot;竹筒倒豆子&ot;全部倒了出来，也决不会说出违碍的话。因此，这虽是一次暴风骤雨，对我却似乎是春风微拂。

学校虽然还没有正式宣布停课，但实际上上课已不能正常进行，运动是压倒一切的。我虽然是系主任，但已无公可办。在运动初期，东语系由于有的毕业生工作分配有改行的现象，所以有一部分学生起哄闹转系。我作为一系之长，一度成为一部分学生攻击的对象，甚至出现了几次紧急的场面。幸而教育部一位副部长亲自参加了处理工作，并派一位司长天天来北大，同我一起面对学生，事情才终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我也就算是过了关，从此成了&ot;逍遥派&ot;。这个名词儿当时还没有产生，它在&ot;文化大革命&ot;中出现，我在这里不过借用一下而已。

我悠闲自在，是解放后心理负担最轻的一段时间。至于传闻的每一个单位都有划右派的指标，这样的会我没有参加过，其详不得而知。&ot;右派&ot;是一类非常奇怪的人，官方语言是&ot;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ot;，其中玄妙到现在我也不全明白。可是被戴上了这一顶可怕的帽子的人，虽然手里还拿着一张选票，但是妻离子散者有之，家破人亡者有之;到头来几乎全平了反。不知道这乱哄哄的半年多，牺牲时间，浪费金钱，到底所为何来!

一九五八年，又开始了&ot;大跃进&ot;，浮夸之风达到了登峰造极、骇人听闻的程度。每一亩地的产量--当然是虚构的幻想的产量--简直像火箭似的上升。几百斤当然不行了，要上几千斤。几千斤又不行了，要上几万斤。当时有一句众口传诵的口号：&ot;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ot;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张到了无边无际。当时苏联也沉不住气了，他们说：把一亩地铺上粮食，铺到一米厚，也达不到中国报纸上吹嘘的产量。这本来是极为合情合理的说法，然而却遭到中国方面普遍的反对。我当时已经不是小孩子，已经四十多岁了，我却也深信不疑。我屡次说我在政治上十分幼稚，这又是一个好例子。听到&ot;上面&ot;说：&ot;全国人民应当考虑，将来粮食多得吃不了啦，怎么办?&ot;我认为，这真是伟大的预见，是一种了不起的预见。我佩服得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