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朝廷回购的粮食陆续调回京师与各地常平仓,用于战备与灾备粮!”
“从勋贵豪族等手中所收的庄田依旧设为国营农庄,立即减租,建立稳固的田地承包制。”
接着,朱由校又对接下来的执政任务做了谕示。
“臣等遵旨!”
韩爌和熊廷弼等皆回了一句。
众臣都脸带悦色,因为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皇帝陛下虽然残暴狠辣,对盐商、对叛乱士绅、对藩王、对外番诸国、对勋贵都可谓刻薄寡恩至极,极尽搜刮之能,但搜刮来的钱粮却并不是用于个人享乐,而是用于富民安民、以及强化国力、增强朝廷统治之能。
更为理想主义,希望大刀阔斧改革的熊廷弼很喜欢这样的天子,也觉得这样的天子才算是雄主。
他也因为久在御前中枢历事,而开始更清楚的明白,为何天子即位之初,就无条件信任自己经略辽东,他认为是因为自己如今效忠的这位天子是真的乃天降之雄主,有非凡之英才。
当然,事实上,朱由校信任熊廷弼不是本身才能卓越、有先见之明,而是历史经验给他的答案。
但朱由校现在的一系列表现的确让熊廷弼对朱由校更加的钦佩。
比较偏现实主义、讲究阴阳调和、治大国当如烹小鲜的韩爌不是很喜欢朱由校这样强势的天子,也很不适应。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当今天子也算是用心深远,既敢以残暴之手段镇压藩王,推行新政,也知道藏富于民,知道通过加强治学之事启迪民智,知道让利惠民,以使民心得安,更知道通过加强基础建设来强化统治之能。
韩爌很愿意看见皇帝把朝廷收入大量用来帮助百姓复工复产、用来建设学堂、医馆,这符合他希望藏富于民的政治理念。
但他不得不承认的是,皇帝陛下之所以能有足够多的钱粮用来藏富于民、教化民众,很大程度是因为朝廷从外番诸国借了上千万石粮。
因为只靠自己国内清丈田亩得来的粮食,只能够在这次的粮价之战中,稳住粮价,很难把粮价压低到让勋贵豪族们倾家荡产的地步,也很难让粮价维持到比万历中叶还便宜,自然也谈不上能够在扩兵的同时还能藏富于民。
韩爌内心的想法是,大明还是得有点天朝上国的体面,跟邻里处好关系比较好,这些借的粮还是还了比较好,大不了国库少点存银,只要把借的粮还了,睦邻友好,军事压力也就没有了,自然也就用不着扩兵和崇武,到时候只把国内改革所增加的收益花在藏富于民身上,就足以称得上是盛世了。
但韩爌知道皇帝跟自己的想法不一样,所以,他没有提出来自己的看法。
“天启四年的太仓钱粮总收入预估出来有多少?可有超过天启三年?”
朱由校这时候突然问起国库收入来。
朱由校即位以后,为了解决明朝赋税上缴的库过于繁杂的问题,就早已下旨所有各类税赋统一交到太仓,而不像以前一样,因为没有包税制,一个县需要向很多官衙如户部、内廷、太常寺等运输各类赋税,现在则是统一交到太仓,再由太仓分配。
而这样一来,太仓也就正式成为了国库,太仓的收入也就成为了衡量国家收入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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