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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唐会要》卷二十六，《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

[2]见《唐大诏令集·骊山讲武赏慰将士诏》。

[3]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即认为武则天把国家从更糟的境遇中拯救出来。但同时又说，这一点可以争论。

[4]关于这种看法，见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六月条。但该条称“宰相七人，五出其门”，不确，应为“四出其门”。

[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先天元年七月条。

[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七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郭元振传。

[8]见《册府元龟》卷八十四。

[9]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郭元振传。

[10]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八神龙元年二月条。

[11]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见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12]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考异》，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传》。

[13]姚崇的十项施政纲领见《全唐文》卷二百零六、《新唐书·姚崇传》，《旧唐书》不载。

[14]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传》。

[1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三年九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张说传。

[16]见两《唐书》之卢怀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8]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五月条。

[19]见《贞观政要》卷八，《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贞观二年六月条。

[20]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即认为，唐太宗的许多公开举止都带有表演性质，吃蝗虫即其一例。

[21]见两《唐书》之姚崇传，《新唐书·齐澣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2]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3]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宋璟传。

[24]详见《新唐书·宋璟传》。

[2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

[2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五年九月条。

[27]请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

[28]宋璟于开元四年（716）闰十二月二十八日拜相，开元八年（720）正月二十八日罢相，担任宰相共三年一个月。

[29]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30]引文见柳芳《食货论》。

[31]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八年正月条。

[32]以上据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同时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八年正月条。

[33]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二年八月条，同时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34]以上见两《唐书》之宇文融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二年八月条，同时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35]张说由于宋璟的告诫而在出庭作证时说实话，见两《唐书》之宋璟传；要求修改《则天实录》历史记载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九年十二月条。

[36]这一观点引自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唐玄宗对张说的评语见《全唐文》卷二十二《命张说兼中书令制》。

[37]见两《唐书》之张说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年八月条。

[38]从政事堂到中书门下的变化，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一年是岁条及胡三省注。

[39]见《新唐书·张说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四年四月条。

[40]见两《唐书》之宇文融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四年二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