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到中山大学之时,离陈寅恪作此诗又过了近一年半的时光,也是傅斯年单独拉起杆子,积极招兵买马,扩编队伍,欲使&ldo;元和新脚&rdo;成为一股强大生力军的关键时刻。因而李济的态度令傅斯年神情亢奋,肥胖的身体血压上升已属必然。
李济走后,傅斯年感觉底气倍增,史语所可以与清华或清华之外的任何一家院校、学术机关恃强斗勇、叫板甚至开打了。于是,他在给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等几位清华名流大腕的信中,以卖弄加显摆的姿态表露道:&ldo;现在寅恪、元任两兄,及李济之,我们的研究所均不免与之发生关系。这不是我们要与清华斗富,也不是要与清华决赛,虽不量力,亦不至此!亦不是要扯(拆)清华的台,有诸公在,义士如我,何至如此!乃是思欲狼狈为善(狼狈分工合作本至善),各得其所。&rdo;
紧接着,傅斯年以沾沾自喜外加几分自负的心情,向三人剖析了史语所与清华的优劣:
清华到底是个学校,此则是一纯粹研究机关。
清华到底在一处(北平),此则无所不在。
清华各种关系太多,此则究竟是个小小自己的园地。
所以在清华不便派人长期在外时,可由我们任之。……清华有感觉不便者,我们成之,如此而已![4]
早在史语所成立之初,傅斯年就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的名义撰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明确提出:&ldo;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rdo;文中,傅斯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天才的构想,概括地提出了历史学与语言学研究的三个标准: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
在三条标准中,傅氏特别强调:&ldo;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rdo;&ldo;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rdo;
最后,傅斯年以他惯有的&ldo;大炮&rdo;性格振臂高呼: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ldo;仁义礼智&rdo;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5]
同陈寅恪一样,作为学术&ldo;大鳄&rdo;的傅斯年,尽管游学欧洲七年,却是为学问而学问,没有弄到一顶硕士或博士帽子,但凭其出众的学识与大气磅礴的组织能力,受到学术界普遍的钦佩与尊重,李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ldo;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lso;科学的东方学正统&rso;,这一号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举起这面大旗领首向前进的第一人,是年富力强的傅斯年。那时他的年龄恰过三十不久,意气丰盛,精神饱满,浑身都是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柢,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都有彻底的认识。他是这一运动理想的领导人,他唤醒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聚集了不少运用现代学术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学者。&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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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辉煌的科学发展前景,极富理性与科学眼界的李济没有因为傅斯年的大呼小叫而陶醉,反而为之担心并提出警告:&ldo;口号是喊响了,热忱是鼓起来了,如何实行?若是这进一步的问题不能圆满解决,口号将止于口号,热忱终要消散的。&rdo;[7]
傅斯年毕竟非等闲之辈,亦不愧是胡适盛赞的&ldo;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rdo;,[8]他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处理各项事务时,较之中山大学时代更加谨慎、务实和富有远见。经过一年的筹备经验及各方面的反复磨合,到1929年6月,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把全所的工作范围由原来预设的九个组,压缩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通称一组、二组、三组。主持各组工作的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ldo;三大主任&rdo;。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由留美的&ldo;海龟&rdo;吴定良博士主持工作。这一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未变更(南按:其中有一段时间,人类学组从史语所分出,成立人类体质学研究所筹备处,但终未正式独立建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要鸣锣开张了。当三个组的人员各就各位后,傅斯年以非凡的处事能力与人脉关系,很快为第一组找到了内阁大库档案,指定了汉简与敦煌材料的研究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调查。二组的语言调查工作也相应地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