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军官的亲属,因为家中有人带兵,也就倚势在乡村中作威作福。所谓&ldo;国民革命军,士兵
多数是农民,军官多数是地主&rdo;这句当时在武汉流行的话,确是切合当时的实情。军官们不
仅从乡间接到许多坏消息,而且他们的亲属也有从乡间逃到军队里来,担任军中的文职工作,
也就使军人的反感更为火上加油了。军官的反农运的呼声,一时陡然高涨起来。
鲍罗庭为了团结反蒋势力,不得不重视军官们的情绪。他强调农运和土地革命应不侵犯
革命军人家属及其土地财产为前提。各有关方面对鲍罗庭这种主张,也纷纷表示赞成。但在
进一步研究下,又是所涉甚广,困难多端。譬如革命军人家属就有狭义的与广义的解释之不
同,狭义的解释,只包括革命军人的直系亲属;至于广义的,则要求将亲属范围扩大到旁系
姻亲。这又引起了从事农运的积极分子的不满,他们认为如果将军人家属算在土豪劣绅以外,
而且又采用广义的解释,则在湖南就根本没有土豪劣绅可以反对了。尤其重要的是有些军人
家属已经被农协侵犯了,要想补救更为棘手。农协的负责人觉得如果一一翻案,农协将要垮
台。
事态在议论纷纭之中,没有一种力量能作有效的扭转或控制。
一九二七年初,我和因公来到武汉的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夏曦、郭亮等人商量过这些问题。
我向他们指出湖南农运虽然轰轰烈烈,可是没有武力做后盾,也没有组织农民苏维埃政权的
计划,现在唐生智的部下,因受着农运的威胁,日渐右倾,农运却在左倾,在这种各走极端
的情势下,是会出乱子的。如果要维持农协与军人合作的话,在农运方面就要采取行动,缩
小土豪劣绅的范围,并纠正其中的偏差。他们当时虽赞成我的建议,但回去以后也没有力量
或者没有尽力去促使这些建议的实现。
一九二七年四月间,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以后,对于这个问题也是议论纷纭。大致可分两
说,一是主张深入革命,乘势将农运推到土地革命的阶段去,不应受农运行动过激之说的影
响;二是认为为了农运本身的顺利发展,纠正某些偏激行动有其必要。中共中央终于通过决
议,采取行动,纠正其中的过激行动;指令湖南区委实施。但它并未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骤,
如派遣得力的代表或代表团去湖南督促执行,因而这个决议案收效很微。
中共既没有主动的扭转向左发展的农运趋势,任何人都显得无能为力了。新成立的农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