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那次演说不算精彩。他站在扩大中国革命基础的立场上,主张联络富农。他的措词吞吞吐
吐,似不便露骨表示不赞成中共现行的苏维埃政策,这样一来、就显得难于自圆其说了。
米夫就利用这个机会施展他的手腕,他二面批评鲍罗庭的主张,认为是矛盾多端的落伍
论调;一面偷梁换栋的将中国富农解释为半封建性的阶层,把反富农的范围缩小,认为雇用
一两个佃农的富裕农民只能算作富裕的中农,不应予以反对。并认为富农多半是除了自己雇
用劳力耕作外,还出租土地给人耕种,这样就混淆了地主与富农的界限。
一九二九年六月间,共产国际东方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时,米夫显然居于优势。苏俄正
在加紧对富农进攻,因而共产国际的人们,觉得中共也推行反富农政策,是天经地义的事。
瞿秋白却与米夫对抗,认为富农主要是剥削劳动力,米夫的富农界说,不合原则;而且当时
的中国,也不应强调反富农,他们两人反复辩难,相持不下。
我当时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但曾劝告瞿秋白不必坚持。我曾向他指出中共的现行政策,
是平分土地,那就不得不反富农,否则,就要将全盘政策予以检讨,这在目前是做不到的。
关于富农的界说,是次要的问题,也许就由于我的劝告,瞿秋白才勉强同意了米夫提出的决
议书。
富农问题的争端,影响很大,瞿秋白被视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
米夫一伙更多方攻击他,指他联络鲍罗庭和其他不满共产国际的分子,互为声援,不忠于共
产国际。米夫对子我的不介入态度,也满怀愤恨,他攻击我以前曾不满共产国际,反右倾又
不积极,如今在富农问题上,不仅态度暖昧,而且与瞿秋白暗中妥协,显然也非共产国际所
能信赖的分子。由于这个争论的发展,中大学生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夺取中共领导权的
企图,也就昭然若揭了。
我们和米夫为了富农问题,已经有了争论,而中大学生斗争的问题更使我们之间的关系
恶化。我和瞿秋白等都愤恨米夫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是自私自利之徒,不为中共的前途着想,
只知拿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排斥异己。我们也有点藐视米夫,认为他不过是十月革命后的新
官僚,竟敢拿着鞭子,对我们这些单路槛楼缔造中共的人们,装腔作势,那是我们非反对不
可的。
以上所述在莫斯科的一切,影响到中共内部,酿成不断的纠纷,最显著的是助长了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