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勤说完,迫不及待询问成钰:“钰姐,我听说你跟陈队在首都时,破获过好几起恶性凶杀案呢,你给我讲讲呗,我都没见过尸体呢。”“那都是些极端、个别的案件。”成钰回忆之前的办案经历,恍然间心生感慨,“这种案件,侦破后把罪犯抓到就好了,不足为惧……我现在只害怕一种恶。”“是什么?连环杀手?还是虐杀碎尸?”成钰目视远方,轻声道:“是不以为恶。”汪勤听不懂:“这是啥意思?”“简单来说,就是将罪恶行为合理化。”成钰耐心解释,“很多时候,被害人不只是被凶手杀死的,对被害人的凝视,对犯罪行为的合理化都是帮凶。罪恶被合理化时,人们会对此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就算出现了被害人,却没有人觉得这是恶。比如父母不觉得把女儿当成货物有什么不妥,大伯卖了十二岁的侄女可以用家贫来开脱;牌坊村村民不认为买卖妇女是在犯罪,他们觉得自己花了钱,这些女人就该属于他们;丈夫认为对妻子的暴力是天经地义,再怎么严重都只是家庭纠纷……”讲到这里,成钰喟然,“再比如,如果一个女人被打上荡妇标签,对她侮辱伤害就成了正义行为……这些合理化的恶行,让我感到非常可怕。”汪勤不明觉厉:“可这里面有些,也不算是犯罪行为啊?”成钰看了他一眼,没再多说什么。倒是宋舜华觉得成钰这个想法很有意思,这些事都是违法行为,可在汪勤这个警察看来,又不算是犯罪,这就是有些恶已经被合理化的表现。恶如果不被当成恶,被害者就会面临求助无门,持续被侵害的两难困境,甚至会有人觉得这一切都是被害人咎由自取……确实很可怕。从市里开车到平冈村近三个小时,等汪勤在村口停好车,一行人先去村委会办公室核对情况。平冈村村主任名叫周庆春,已年近六十,因为蓄着山羊胡戴着一个白帽子的原因,看着很像私塾里的老先生。他见了警察,有些紧张,“这是有什么事吗?”“您别紧张,我们就是来核查一些情况。”“哦,那你们查什么?”他一开口,成钰就知道没有找错地方,对方讲的方言和普通话很像,但其中声调三声变二声,二声变一声,和盼生发音是一致的。成钰调好执法仪,出示证件:“周主任,是这样的。我们前段时间找到了一名流浪人士,来确认一下她身份。需要您协助,在村里找一户人家。”“好的好的,你们要找什么人?”“你们村里有没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两个老人,村民叫他们周老头、周老太,他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1974年出生的,得过水痘,绰号叫周麻子;小儿子是他们领养的,2008年出生,叫周奥运。”听成钰提到周麻子,周庆春还摸着胡子,想找出花名册一户户核对,当听她提到周奥运的名字,立即知道是哪户了,“村里大多都姓周,两个儿子的也不少。但你说周奥运我就晓得了,周麻子应该是周六顺,他是七几年生人。”周庆春去找花名册,一页页翻着,“周六顺是七四年生的。”“那他结婚了吗?”关于这个问题,周庆春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媳妇前段时间跑了,现在应该算没结婚吧?”“他们登记过吗?他媳妇叫什么名字?”“村里以前结婚早的都不登记。”周庆春说,“他媳妇我也记不清,就喊六顺媳妇。”“那麻烦您找个人带我们去看看吧,应该就是他家了。”“我领你们过去吧。”周庆春关上村委会大门,领着成钰等人前往周六顺家。成钰和对方闲聊:“村里现在有多少常住人口啊?”“没多少人,都是些老弱病残,出去打工的不愿意回来,回来的又说不上媳妇。”“周六顺家是什么样的呀?穷吗?”“穷。周五民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管,他婆娘也是,还到处惹事。周六顺更懒,一天到晚躺床上,里里外外事都是他们家媳妇干的。不过他家小儿子周奥运还挺好的,去省里念中专了,等以后工作,也能帮他们养老了。”“那周六顺媳妇家是哪里的?哪年嫁过来的?”周庆春听到她一直在问这件事,顿感不妙,“你们不会是来打拐的吧?”“不是,随便问问。您紧张什么?是村里有什么情况吗?”“没有没有。”周庆春连忙摇头否认,“这几年是真的没有了。”成钰知道,不能过于明显地表现出对这些事的追责态度,不能让对方有所防备,才能问出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