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六年秋,康有为请政府于宪法中定孔教为国教。陈独秀连加痛驳,谓孔教与帝制有不可分的因缘,孔子提倡的道德礼教为封建时代的道德礼教,重视的为少数君主、贵族的权利,他的伦理学说与共和立宪政体相违,如伦理问题不解决,其他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变。孔子教忠、教孝、教从,均为片面的义务,乃不平等的道德。要建设新国家、新社会,以求适今世生存,须先输入平等、人权的新信仰,要巩固共和,须先洗净反对共和的旧思想。独尊孔子等于湮塞人智,违反信仰自由原则,将导致君主专制。民国祀孔,不啻专制国家之祀华盛顿、卢梭。支持陈独秀最力的为李大钊、吴虞。1李大钊鼓励青年冲决历史的网罗,破坏陈旧学说的囹圄,扬弃&ot;白首中国&ot;,特立独行,行健不息。他甚至说&ot;耶稣生而犹太灭,孔子生而中国亡&ot;。吴虞指出&ot;孝&ot;为孔子立教的,与忠有连带关系。在家以事亲为孝,在朝以事君为忠,&ot;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迫亦散。儒教不革命,中国即无新思想、新学术、新国民&ot;。于是以反孔教为前提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式揭幕。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做了北京大学校长,认为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不但要输入欧洲文化,且必须于欧洲文化中为更进步的发明,不但要保存国粹,且必须以科学方法,揭示国粹的真相。对于各种学说,一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收主义。无论任何学派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一以学诣为主,讲授以不背思想自由为界限。对于学生,破除其做官发财思想,及专已守残陋风,扩大治学范围,了解科学的重要,以祛偏狭之见。他对陈独秀早表钦佩,近又读过一年来的《新青年》,益觉陈的见解多和他相合,遂聘为文科学长,共商整顿大学办法,罗致优良教师。一向以腐败闻的北京大学,气象大变,面目一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
二、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
胡适(一八九一至一九六二)安徽绩溪人,早年就读于上海新式学堂。一九一〇年,获美国庚子赔款资助,先后入康奈尔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哲学、文学。一九一五年,他已有改良中国文学之意,《新青年》发表过他和陈独秀的通信及所译小说。陈独秀曾说,今后中国文学应趋向写实主义。胡适加以发挥,撰成《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项主张,以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语为主,一九一七年一月,由《新青年》刊出。所谓不避俗字、俗语就是用白话,用现代人的话,使语言文字一致。十余年前,陈独秀已办过俗话报,上海《警钟日报》主张言文合一的社论,可能就是他的手笔,预言白话必将盛行。《青年杂志》及《新青年》虽未用白话,已系以&ot;平易之文&ot;,说高尚之理。对于胡适的建议,他大体赞同,不过胡适所说的限于文学形式的改良,陈独秀进而主张文学内容的革命,使与思想解放融为一体。胡的《文学改良刍仪》发表的第二月,陈发表《文学革命论》,指出中国近年经过三次革命(辛亥革命与两次讨袁),均为单纯的政治革命,未能涤净旧污。&ot;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ot;,以致社会不生变化,黑暗如故。必须高张&ot;文学革命军&ot;大旗,以三大主义相号召:一曰&ot;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ot;;二曰&ot;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ot;;三曰&ot;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ot;。文学当以宇宙、人生、社会为构想对象,&ot;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ot;。&ot;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ot;胡赞成他的意见,惟仍主渐进,从容研究。陈谓白话为文学正宗,以国语为文,乃天经地义,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态度极为决绝。北京大学国文教授钱玄同(夏)、刘半农(复)是他们的拥护者。一九一八年,《新青年》开始登载白话文,使用标点符号。日后胡适说,他的历史癖太深,不配作革命事业,文学革命的急先锋当推陈独秀。又说陈有三大贡献:一为使文体改良变为文学革命,高揭三大主义;二为将伦理、道德、政治革命与文学革命合为一大运动;三为由于他(陈〕的一往直前的精神,文学革命始有很大的收获。一九二〇年,政府命将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逐步作废,改用国语,接受了文学革命的形式,社会上则已将文学的内容一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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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大钊(一八八九至一九二七)直隶(河北)乐亭人,一九〇七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一九一三年,得汤化龙、孙洪伊之助,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发起&ot;神州学会&ot;,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袁世凯帝制。一丸一六年回国,任北京《晨钟报》编辑,主持《民议杂志》,与汤化龙意见不合,而与陈独秀接近。吴虞(一八七一至一九四九)四川新繁人,一九〇六年游日本,返蜀后常攻讦孔子,《甲寅杂志》亦登载过他的文章。
一九一七年九月,胡适得陈独秀的推介,进入北京大学任教。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说明文学革命的目的,是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国语才算得真正的国语。过去中国的文学是用死了的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用国语,做国语的文学。但他并不曾说明活文学的内容。《新青年》登载的白话文学,以周作人翻译的欧洲小说为早。一九一八年五月又刊出鲁迅1(一八八一至一九三六)的《狂人日记》,亦为他的第一篇创作成功的白话小说。这篇小说中说,中国历史上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仔细从字缝里看,满本还写着&ot;吃人&ot;二字。此后他的小说或杂文,无一不是以深刻的观察,劲利的文笔,谴责中国人的劣根性、恶习俗、旧传统。吴虞的&ot;吃人与礼教&ot;,即由此引出。鲁迅的作品自然是为配合《新青年》的反儒教的立场,同年出版的《易卜生专号》,则是配合它的尊重个人人格和写实文学的主张。除了介绍易卜生的戏剧外,胡适写了一篇《易卜主主义》,说是易卜生能将社会的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生活写出来,他的人生观是个人应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社会最大的罪恶是摧残个人的个性,遂致社会没有生气,不能进步。人生的病根在于不去看世界的真实现象。周作人复撰《人的文学》,凡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便是人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