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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4章（第1页）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以为可以轰动一时，但是第一年，并不如所想象，销行无多，每期仅印一千份。一九一七年起，为数渐增，日后达一万五六千份，大专学校及中学学生争先购阅，才算真正轰动一时，此与其反孔教言论固然有关，文学革命更引起青年的新鲜的趣味。过去的《新青年》，无异陈独秀个人的杂志，现在有如北京大学教授的刊物。正面的宣传外，钱玄同又虚构一&ot;王敬轩&ot;其人，诋毁文学革命，再由刘半农加以反驳，青年读者大为快意。一九一八年，为《新青年》的极盛时代，亦为知识青年最激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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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是周树人的笔名，与周作人为兄弟均留学日本。周作人任教北京大学鲁迅任职教育部，并在北京大学兼课。

《新青年》出版伊始，声言批评时政不是它的宗旨，陈独秀所触及的问题，虽几乎处处牵涉到政治问题，尤其是民主政治问题，不过他所谈的是政治理论，非实际政治。但是二者极难严格划分，段祺瑞的倒行逆施，逼使陈独秀不得不于一九一八年七月承认政治问题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必须理会。如要中国政象清宁，一当排斥武力政治，反对军阀；二当抛弃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由各党平分政权，有容让敌党执政的雅量；三当决定守旧或革新的国是，两者断不能并行。他当然主张革新，一切&ot;采用西洋的新法子&ot;，尊重民权、法治、平等。不久第一次大战终了，他以为中国的新机运将至，更须督责中国当局与人民及时自奋。一向对政治有兴趣的李大钊，对人民的希望尤殷。俄国十月革命已经一年，他的认识渐深，看出了一条新的出路。十一月，他在北京庆祝协约国战胜大会中与蔡元培分以&ot;庶民的胜利&ot;、&ot;劳工神圣&ot;为题，发表演说。他强调这次战胜的不是协约国的武力，而是全世界的庶民。十二月二十二日，陈、李共同创办一个小型周刊，名为《每周评论》，分国内、国外大事述评、社论、随感录、国内劳动状况等栏，以短小精悍锋利之笔，批评时事问题。对外反对强国欺凌弱国，严责强国控制巴黎和会，及威尔逊的背弃诺言，有&ot;公理何在？&ot;的愤语。对内反对军阀肆虐人民、把持政权，斥上海南北和议是为了分赃，不能代表人民，所有决议，须经国民大会通过，诋段祺瑞与日本结托，指军阀、官僚、政客为&ot;三害&ot;。要除三害，国民须有参与政权的觉悟，对军阀、官僚、政客举行示威运动。社会中坚分子须挺身而出，组织以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扫荡依赖特殊势力（日本）为后援的&ot;狗党&ot;。一时影响力量之大，凌驾《新青年》之上，可说是&ot;五四&ot;学生示威的先声。

一九一八年五月，留日学生因反对中日军事协定，遭受日本警察殴辱，约三千人辍学返国，组织救国团，刊行《救国日报》。五月二十一日，北京学生二千余人，起而响应，向政府请愿，要求废除此一协定，呼吁开国民大会，抵制日货，这是学生运动的开始。六月，北京若干青年发起&ot;少年中国学会&ot;，&ot;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创造少年中国&ot;。1不久北京大学学生亦筹组&ot;新潮社&ot;、&ot;国民杂志社&ot;。一九一九年一月，得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的指导赞助，分别出版《新潮》、《国民》月刊。《国民》仍用文言，富有浓炽的反日精神，对新旧思想主张调和。《新潮》的风格与《新青年》同，旗鼓互应，强调中国不能自外于世界潮流，必须知道现代思潮本何趋向而行，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想辽阔之度若何，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第一期出版后，一个月内，三次重印，销数达一万册，与《新青年》同为最风行的刊物。&ot;五四&ot;示威的领导人，多为《新潮》、《国民》的主干。2前此的新文化运动是《新青年》孤军奋斗，现在有了友军助战。

三、经济社会变化与商民工人妇女的觉醒

辛亥革命前数年，朝野为发展经济所作的努力，虽遭遇到内外各种阻力与困扰，成效远不及预期，而方计大致无可非议。民国初年，大家重视的问题，一为改进政治，一为富裕经济。孙中山倡导建设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认为中国产业革命的运会已至，力劝袁世凯振兴实业。各方要求兴办实业的团体纷起，如&ot;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ot;、&ot;经济协会&ot;、&ot;实业协会&ot;、&ot;民主团&ot;、&ot;国货维持会&ot;。一九一二年九月，孙、袁协议的大致政纲，列出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与资助国民实业。十二月，工商部颁布&ot;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ot;，凡发明或改良的制造品，经认为合格者，得享有五年专卖权利或给予名誉奖。一九一三年，工商部、农林部并为农商部，由从事实业多年而有成绩的张骞任总长，在职三年余。他指出过去的措施，在&ot;无导民兴业之心&ot;，卒之糜费而乏效果。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政府提倡保护，奖励辅助，特别是对于棉业铁业，曾制订了各种法令。经济发展的最大因素，则为国际情势的剧变，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主要国家英、法、德、俄-一卷入，忙于生死存亡之争，无力外顾，一向对于中国的经济侵略为之松弛，中国所受的压力为之减轻，市场的空隙为之一广，中国的工商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机会。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一四年，每年输入中国的外国商品各约五万七千万两，入超额各约一万六千六百余万及二万一千二百余万两。是后逐年减低，一九一五年及一九一六年，骤然降到三千四百余万两。一九一七及一九一八年，各约八千六百及六千九百余万两，一九一九年为一千六百余万两，仅为一九一三及一九一四年的十分之一，中国工商业大为活跃。其次，日本的加紧侵略，激起了一九一五年全中国的爱国潮，一致抵制日货，高唱实业救国。在工商业的发展上，亦起了重大作用，尤以对于轻工业为最，纺织业与麦粉业居于首位。辛亥前全国华商纱厂仅二十家，纱绽约五十万枚，资金一千七百万元。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开始，但中国市场仍有大量进口洋纱存货，尚无短少现象。一九一五年已供不应求，纱价猛涨，有利可图。是年至一九二二年，旧有的华商纱厂分别恢复或扩大，新设立的风起云涌，为数约六十余家，纱绽达一百五十余万枚，资金六千余万元，利润极厚，3投资者多为商人，大都与洋布业有关。这些纱厂分布于江苏、直隶、山东、河南、湖北等省，以申新纱厂（上海）、4裕元纺织公司（天津）、鲁丰公司（济南）、豫丰公司（郑州）、汉口纱厂为著，纱厂兼营织布业，大战前全国织机约为二千台，一九二二年，增至六千七百余台。同时缫丝、丝织、毛织、针织、染织各业皆有相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