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有点麻烦。”庄士敦坐进了汽车,皱着眉头,用英文对我说。
“不理他!”我满肚子的气,让司机开车。车子开出了北府。我真想一辈子再不进这个门呢。
庄士敦认为,不理这个张文治是不行的,总得设法摆脱他。在路上,他想出了个办法:我们先到乌利文洋行停一停,装作买东西,打发张文治口去。
乌利文洋行开设在东交民巷西头一入口的地方,是外国人开的出售钟表、相机的铺子。我们到了乌利文,我和庄士敦进了铺子。我看了一样又一样的商品,最后挑了一只法国金怀表,蘑菇了一阵,可是张文治一直等在外面,没有离开的意思。到了这时,庄士敦只好拿出最后一招,对张文治说,我觉得不舒服,要去德国医院看看。张文治狐疑不安地跟我们到了德国医院。到了医院,我们便把他甩在一边。庄士敦向医院的棣柏大夫说明了来意,把我让到一间空病房里休息,张文治一看不是门道,赶紧溜走了。我们知道他必是回北府向我父亲报信去了,庄土敦不敢放松时间,立刻去英国使馆办交涉。谁知他这一去就古无音信,等得我好不心焦。我生怕这时张文治把我父亲引了来,正在焦躁不安的功夫,陈宝琛和郑孝胥相继到了。
郑孝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壬子初三日。韬庵(陈宝琛)、叔言来。昨报载:李煜瀛见段祺瑞,
争皇室事,李念言:“法国路易十四,英国杀君主,事尤数见,外交于涉
必无可虑。”张继出告人曰:“非斩草除根,不了此事。”平民自治歌有
曰:“留宣统,真怪异,惟一污点尚未去。”余语韬庵曰:“事急矣!”
乃定德国医院之策。午后,诣北府,至鼓楼,逢韬庵之马车,曰:“已往
苏州胡同矣!”驰至苏州胡同,无所见,余命往德国医院。登楼,唯见上
(溥仪)及韬庵,云庄士敦已往荷兰、英吉利使馆。余定议奉上幸日本使
馆,上命余先告日人。即访竹本,告以皇帝已来。竹本白其公使芳泽,乃
语余:“请皇帝速来。”于是大风暴作,黄沙蔽天,数步外不相见。余至
医院,虑汽车或不听命,议以上乘马车;又虑院前门人甚众,乃引马车至
后门,一德医持钥从,一看护引上下楼,开后门,登马车,余及一僮骖乘。
德医院至日使馆有二道,约里许:一自东交民巷转北,一自长安街转南。
余叱御者曰:“再赴日使馆。”御者利北道稍近,驱车过长安街。上惊叫
曰:“街有华警,何为出此!”然车已迅驰,余曰:“咫尺即至!马车中
安有皇帝?请上勿恐。”既转南至河岸,复奏上曰:“此为使馆界矣!”
送入日使馆。竹本、中平迎上入兵营。韬庵亦至。方车行长安街,风沙悍
怒,几不能前,昏晦中入室小憩。上曰:“北府人知我至医院耳,庄士敦、
张文治必复往寻,宜告之。”余复至医院,摄政王、涛贝勒皆至。因与同
来日馆,廷臣奔视者数人。上命余往告段祺瑞,命张文治往告张作霖。……
关于庄士敦,郑孝胥在日记里只简单地提了一句,原因是他在德国医院没有看见庄士敦,庄士敦那时已经带着忿懑到日本使馆去了。我在日本使馆里和这位一去不回的庄师傅相见时,很觉奇怪。他对我解释说:“我到英国公使那里去了,麻克类说那里地方很小,不便招待……既然陛下受到日本公使先生的接待,那是太好了,总之,现在一切平安了。”在那匆匆忙忙之中,我没再细问——既然我保险了,过去的事情我也就没有兴趣再去知道了。后来我才弄明白,引起他忿懑的,并非像他那天和我解释的“麻克类说,那里地方很小,不便招待”,以致有失面子,更不像后来在自己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所说,只有日本公使馆才愿意给我以有效保护(也许英国公使馆有这个看法——他在书中是这样说的),而他在这次争夺战中成了败北者,才是使他忿懑的根本原因。
郑孝胥对自己在这次出逃中所起的作用,得意极了。这可以从他写的两首七言诗中看出来:
十一月初三日奉乘舆幸日本使馆
陈宝琛、庄士敦从幸德国医院,孝臀踵至,遂入日本使馆。
乘日风兮载云旗,纵横无人神鬼驰,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
是日何来蒙古风?天倾地拆见共工,
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问一秃翁1。
1见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位俨然以“猛士”自居的人后来藏了一幅画:在角楼的上空云雾中,有一条张牙舞爪的龙。陈宝琛虔诚地在画上题了“风异”二字,并作诗一首恭维他:“风沙叫啸日西垂,投止何门正此时;写作昌黎诗意读,天昏地黑扈龙移。”庄士敦颇知凑趣,也用英文把事件经过写在上面。
让郑孝胥如此得意忘形的原因之一,是他在这场争夺垄断的战斗中,胜过了他的暗中对手罗振玉。罗不但没有赶上这个机会,而且竹本大住这个值钱的关系,也被郑轻轻拿在手里,成了郑的本钱。郑、罗二人之间的冲突,原来是掩盖在他们与王公们的争夺战后面。而从这时起,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争夺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