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万骨枯」,古今中外一般,实情如此,并非虚言。
掌握政策的,任何机构大都属于高阶层的事,以「军统局」而言,三二人襄助,一人裁
决而已。如外勤单位的区、站长,半上不下,是些后知后觉的执行者,全部的政策纲领如何,
并不完全了解,欲求与上级步伐一致,则全赖自己揣摩,路数走得恰到好处,刚巧合上辙,
那就算对了;一步超前落后,轻则受讽刺,吃排头,重则可能重到吃罪不起。
这是我事后多少年才慢慢省悟出来的,别人感觉如何,没有认眞的提出来交换过意见,
当然不会产生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那么算我敏感就是了。
当我在上海当区长时,三十岁刚出头,嫩得很,有心机,可并不懂得如何运用。同事间,
用不着这一套;对上级,小心谨慎尚且揑一把汗,那里还敢出什么点子。而实际上,单纯的
也只想把肩负的工作做好,根本上还顾不得为个人做任何打算。说出来也许很难使人相信,
从那个时候起,就不想升官换纱帽,而且连往上爬的意愿都没有。一心向往而日夜萦怀的,
是如何把本身的阵营调整到固若金汤,与敌伪周旋到底,至于说,这场战争打到什么时候才
能结束,想都没有想过。
大概是在二十九年底至三十年初,「上海区」的工作日益活跃正处于巅峯状态时,我的
朋友胡永荃兄劝过我,他说:「上海终非久留之地,我看还是见好就收罢。」他固然出于好意,
可是我听不进去。况且这也由不得我,上级叫我留,我走也不能走,一旦上级调我走,我是
一日不敢留。他是局外人,那里晓得这么多规矩。而我个人的心意,却恰恰与其相反,我并
不希望调动,很愿意继续无限期的留下去,因为我干得正起劲。还有一句说出来不怕见笑的
话,当一个外勤单位的主管,有绝对的指挥权,颇能满足人所共需的支配欲,另外,虽仅仅
回旋于一块小得不能再小的天地中,却仍有其自由自在之处。
上面这番话且把它当作心血来潮,接下去,不如深入的谈谈「行动工作」的意义,及其
正反两面的作用。这完全是一己之见,并不代表什么,也代表不了什么。间或与戴先生所持
的观点不尽一致,好在也都是几十年前的旧话了,多说几句料也无妨。
在拙著「英雄无名」全书的「卷头长白」中,对于为什么要做「行动工作」一节,曾作
过诠释,那是说:「我们一向讲求法治,国民犯法,自有律条,为什么不通过司法程序,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