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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第1页）

那种集体劳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要改变这样一种方法。陈云同志曾讲过，其意义不亚于三大改造。从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一点讲，在实行包产到户后，每家每户都普遍出现了剩余劳动力，这证明了他的估计是对的。他说：三大改造是去掉剥削，生产责任制也是去掉&ldo;剥削&rdo;。这就是说，干坏的、干少的、不干的人占用另一部分人‐‐于多、干好的人的劳动价值。

3生产责任制应有多种形式

现在回头来看那几年，说是生产责任制是多种形式，但推广的结果主要是一种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搞得好，有&ot;五统一&ot;、田间管理、双层经营；搞得不好，五统一没有，双层经营更没有了，实际上是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半私有制。而对于当时坚持集体经济的好典型，如刘庄、华西、窦店等，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当时也没去也没提。在那股风潮底下，这些单位能够坚持下来，可不简单啊。那一年我去刘庄，问他们：人家都散了，都搞包产到户了，而你们坚持下来，靠什么？他们说：散的原因，一是上面胡折腾，二是下面没有好班子。我们这里不同，得到上面的一点支持，另外我们的班子好。我们党的风气就是一股劲、一股风太厉害，到现在还是这样。不过这也难怪，由于文化水平低、理论水平普遍较低，头脑清醒的没有几个，能不跟风的也就少了。

一九八二年纪事

五坚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

1981年底，我在企业管理协会干部轮训班里讲了一次课，题目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一卷）。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强调要搞好农业，强调要重视轻工业、多生产消费品，因此在思想、理论界就产生了一种偏向，认为过去优先发展重工业搞错了。当时廖季立就提出一种主张说，今后我们的工业应是轻型工业结构。薛暮桥也写文章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搞重工业建设，现在看来搞错了。我的讲课就是针对这类意见表示了不同的看法。那个时候轮训班正好在学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是普遍规律。资本主义是这样，社会主义也还是这样，当然优先增长要有两大部类的平衡，而陈云的四大平衡的理论是马克思两大部类平衡的具体化。我当时讲的这篇话，中心是不能因为重视农业和轻工业，而否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这篇话讲完之后，对企业管理界更好地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摘编起了好作用。

这件事应该感谢有林。他有较好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我那篇讲话有个记录，大概几千字。有林觉得重要，他把那篇讲话扩充成为一个小册子，分三期（1982年3、4月）在《红旗》上发表。后来企业管理协会还专门出了小册子。这个讲话能够写成这样一个规模，确实应感谢有林的帮助。

一九八二年纪事

六驳斥否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谬论

1982年2、3月问，我从云南回来，就遇上北京地区召开的一次理论工作座谈会。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最活跃的是王若水，还有其他几个人。会上发了一份材料，叫《理论研究参考资料》，搜集了当时理论界关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社会性质，即我们究竟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的各种各样的议论。在这个材料的中间，一个是搜集了我在团中央的讲话，说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我肯定了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前面我提到，关于王惠德否认我国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的观点，我们曾给书记处写了个报告，当时书记处研究室指定段若非写篇文章，回答王惠德所提出的问题。段用了很大的功夫，写出了一篇文章，文章写得不错。他的文章说：尽管我们进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属于幼年时期，同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相比，还是低级的，不完全、不纯粹的，但终究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幼年时期。会上的那个材料搜集了我和段两人所讲的摘要，放在中间。前面引用郭罗基的话，说我们是老牛破车式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南京的人说我们是农业社会主义，这些东西放在那个材料的打头部分。然后是我们两人的观点，最后是反对我们两人观点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当时大家的议论是：前堵后追，围攻邓力群和段若非。

我看了这个材料后，就把王惠德、李洪林找来，说：你们在搞这个材料时，为什么不说一句：&ldo;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rdo;对我们社会的性质有了回答、有了结论，为什么提都不提一句呢？他们说：忘了。这完全是诡辩，实际上完全是有意这样干的。这样就促使我要讲一篇话，这就是我在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上讲话的背景。讲话的题目就是《我们的旗帜是共产主义》（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对有关的问题和谬论进行了回答。这篇讲话引起了我的老师--李维汉（在延安当过党校校长）的注意和重视，特意给我写了封信说：听说你有一篇发言，我想看看。我派人给送去了。他看得很认真，说很高兴看到这么一篇文章。还提了很多意见。对讲话中引用&ot;铁的纪律&ot;提意见说：在我们的历史经验中，&ot;铁的纪律&ot;是指一种不好的、过头的做法，是否改掉。后来这篇讲话整理出来了，是否在全国发表了，我不知道，反正在北京一发，全国也就知道了。当时反映还不错，总算有人出来，对那些谬论，正式发表一些我们应该、也能够发表的一些意见。王任重看了这个讲话，也很称赞，好像让宣传部登在了他们的刊物上，这个记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