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我叫王芸生。&rdo;
妈妈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停顿了一会儿,才激动地说:&ldo;久仰大名啊!&rdo;
真的,在那个年代,不仅人人皆知《大公报》,更是人人皆知这个总编辑的影响。隔日,妈妈文章一字没改地刊登在《大公报》头版,以大号铅字发排。当妈妈兴冲冲地拿着钱走出报社的时候,紧紧地握住这二十元。这真是一笔巨款啊。(当时,四块钱就能买一百五十斤大米)。这是妈妈第一次用自己的笔挣来的&ldo;巨款&rdo;,不光是这些,妈妈是在日本人的包围圈中杀了出来,这稿费对于她就意味着更多的东西。
文章的发表,最初仅仅是为了谋生,却竟然成了妈妈生命中的一个转折,没有想到,她的后半生,一直从事记者的事业。
一九三八年汉口沦陷,妈妈乘小船逃离到九江。妈妈还在寻找关系,可是这个时候,抗日的组织开始转入地下,没有人知道怎么和延安取得联系,地方上的办事处让妈妈参加国民党。妈妈坚定地说:&ldo;不,我是要去延安的。&rdo;
妈妈依然徘徊在街头,走投无路。她决定给王芸生先生写信,希望他接受妈妈参加《大公报》的工作。信发出去以后,妈妈天天在那里等待。越等越没有好消息,不是这里失守,就是那里失守。一个月后,还是没有王芸生先生的消息。妈妈依然在想办法与延安方面取得联系,当她打听到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便赶紧跑去。到了那里才发现机构已经撤离。站在旧址面前,她还敢跟自己说:&ldo;绝不困死在九江。&rdo;
正在四面楚歌的时刻,王芸生先生从重庆寄来一封短信。信上说:&ldo;你的信是从汉口转来的。因为汉口失守,报社已经迁移重庆。你假如有志于新闻事业,到重庆来找我。王芸生。&rdo;
妈妈激动得在那里发抖,她想象着她未来的事业和工作,她要写很多关于抗日的文章,她要用她的笔唤起中国人的抗日精神,她还要用这支笔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于是,她卷起自己随身仅有的一床薄被子,一本《高尔基论文学》和巴尔扎克英文版的《高老头》上路了。
交通已经全部断绝,甚至找不到一张地图,就凭着大概的方向,朝南走去。妈妈头上还戴着国民党军队的帽子,穿着国民党的军装,手臂上是他们军队的臂章,背着自己的铺盖卷在公路上行走,累了就在沿路的小铺子里吃点东西,夜里就在路边随便什么地方睡一觉。就这样,她一个人走了七天七夜,走到南昌。又从南昌走到株洲,到了株洲才乘上了长途汽车,抵达长沙。妈妈心里充满了阳光,她什么都不怕。她相信她自己会从这片沙漠里走出去的。妈妈说的&ldo;相信&rdo;两个字,同别人说的不一样。这是妈妈的灵魂,她一直这样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是她的性格,而她命运也就在这之中被决定了。
到了长沙,这个全国闻名的文化城,竟然在一夜之间被国民党自己用一把大火烧了。满街的废墟,四处讨饭的穷人。在倒塌的屋檐下,散发出一阵一阵臭味。妈妈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丑闻,国民党不抵抗,用毁灭来抵制日本人的侵略。她从来没有像这一刻,那么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是那么沉重和痛心。似乎,就是在那一刻,更加坚定了她跟随共产党的决心,有一天,她一定要去延安。她没有在长沙过夜,乘车赶到了宜昌。在那里搭上船,抵达重庆。
王芸生先生吸收妈妈参加《大公报》工作,任重庆市记者。报社在堆东西的屋子里清出一个角落,妈妈就在那里住下了。她裹着报社发给她的一件灰色的军大衣,就坐在范长江记者对面的桌子上。不是采访就是写稿,捱过了整整一个冬天。
生活和她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重庆听不见枪弹声,闻不到火药味。有时,那缺了字的霓虹灯依然在一些大饭店门前闪烁,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地进进出出,谈论着几乎和抗战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地方的小报上,依然登一些女演员的小道消息。著名女演员某某,不合法怀孕,偷偷流产,乘公车的时候,鲜血从裙子里滴在车上……这些都让妈妈不能忍受,那时她二十三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华,怎么能在这样的气氛里生活?怎么能看这样的新闻?
她的理想,她的奋斗目标都不存在了。黄昏,大街上传来温馨的笑声,她看见爆竹跃上天空。那声音,她听不见了,她能想起的是陈日蒙的眼光,她现在在哪里?她也许正面对着日本人的刺刀,她也许在为妈妈失望。可是这一切也在忘却,她们突围的日子,她们争吵的声音,还有陈日蒙坚定的革命目标,都看不见了。完了,都完了,连同同学的友谊都在消逝,都记不清楚了。那她还能写什么?写那么多又是为了什么?她不是从自己的文字上走向死亡吗?
一天早上,妈妈走到王芸生先生的桌前说:&ldo;我决定离开重庆,我还是要去延安。&rdo;
王先生惊讶地望着她,疑惑地问道:&ldo;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待遇不好?我可以给你涨到五十银元的工资。&rdo;
妈妈摇了摇头:&ldo;不是钱的问题。我受不了重庆的气氛,大家把我们的国难忘记了。&rdo;话没有说完,一份委屈,一份感伤涌上心头,她几乎要哭出来了。